理性之外：《Modernity and Classical Tradition》讀後感

過去半個世紀以來，試圖挑戰現代主義建築的作者排排站之中，Alan Colquhoun（闊酷紅）肯定是說理最清楚也最有誠意的一位。闊先生從1960年代就開始發表文章，同時是執業建築師，也曾經是前衛建築理論期刊Oppositions的主要寫手之一。他的另一本文集Essays in Architectural Criticism (1981)即是屬於Oppositions時期的文章（施植明老師有中譯）。在《現代性與古典傳統》(Modernity and Classical Tradition, 1989)這本書中，一些基本觀念如裝飾、歷史、自然、法則、經驗、理性、藝術、工程、科技等等，在他的筆下通通乖乖進入定位。但是清晰的風格並不影響行文的力道，這其實是破壞性頗強的一本書。比如讀了以下這句話之後，不知道當年有多少建築師和理論家感到背後吹來一陣寒風，擔心符號學和語義學這些心愛玩具被沒收之後，要如何重新開始？

「如同現代主義由資本主義所拯救，後現代主義在種種的掩飾之下其實也同樣由資本主義所拯救。現代主義和『後現代主義』是一體的兩面，都是『現代』的現象，它們對待十八和十九世紀歷史的態度也同樣遙遠陌生。」(As modernism itself was recuperated by capitalism, so is “postmodernism” in all its guises. Modernism and “postmodernism” are two sides of the same coin. They are both essentially “modern” phenomena and are equally remote from the attitude toward history of the eighteenth ad nineteenth centuries.) [17]

Colquhoun這段話同時也批判了1980年代的所謂「後現代主義」者，說他們和很多現代主義者一樣，對於十八、十九世紀的歷史都太過於天真無知。闊兄歸納出來的三種「歷史主義」historicism中，只有盲目的「歷史決定論」是不足取的。其他兩種，分別是以歷史作為理論（客觀自然法則的來源），以及歷史作為態度（在朝向理想的演化中由個人的經驗和偶然性得到驗證），都是值得我們學習的。前者如羅傑Laugier從原始小屋出發的新古典主義，後者如桑佩Semper為代表的多樣主義（eclecticism由此觀之譯為「折衷主義」實為誤譯）。

Soufflot的巴黎萬神殿，原本四周牆面的窗戶是鏤空的，更加突顯這幢巨古典大建築的骨架所呈現出的哥德式輕盈感。

在這種觀點之下，Soufflot的巴黎萬神殿（原聖珍妮佛教堂）(Pantheon / Church of Sainte-Geneviève)不啻就是融合古典的理想比例和哥德的理性實用下的現代建築。（拍桌）在建築史的教學中，十八、十九世紀通常是尷尬的年代，因為並沒有太明顯的形式上的發明和突破。但是從思想史的觀點來看，這段時期卻是建築理論百家爭鳴的「精采兩百年」。理解到這一點之後，我們會發現這段時期的建築其實十分的豐富，也是不折不扣的另類現代。（不過書中掉落出來的一連串十九世紀法國建築理論家的名字有很多還真的都沒聽過。）

這個比喻不知道適不適當，不過Colquhoun讓我聯想到藝術史中的Kenneth Clark，他們都把浪漫主義運動和「理性主義」(rationalism)之間相互依存的關係整理得非常清楚。其實，曾經有那麼一個年代，古典和浪漫、理性和自然、知識和經驗、科學和藝術、理想和現實等觀念都是密切相關的一體兩面，但是因為種種幸或不幸的原因，各種觀念的分家使得我們生活在一個極端二分的年代。不過還好，闊先生認為不論是挑戰技術決定論或是歷史決定論都不需要從零開始，因為：

「現代運動中的『實驗主義』有把建築從學院教條中解放出來的企圖。這種定義下的現代運動，從來不認為建築『僅僅是』科技，而是說建築的主要動力必須對於科技現實和社會現實保持開放的態度。」(. . . the “experimentalism” in modern movement had as its purpose the freeing of architecture from academic dogma. The theory of this modern movement never said that architecture was “nothing bu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hat it said was that its main impuse should be openness to technological and social reality.) [198]

屏除科技決定論之後，闊兄以大半的篇幅帶領讀者重新認識柯比意Le Corbusier的作品和思想（這點和Colin Rowe滿像的）。分析可布(Corbusier膩稱Corbu)的三篇文章其實是本書的牛肉，但是這個幾近荒蕪的部落格長出的多半是片段的拾零雜草，所以請各位饒恕我略過這些沙朗菲力和丁骨，陪我喝喝牛肉湯就好。不過前陣子曾經不太了解何來的「第二波現代主義」之說，如今稍微有點頭緒。除了社會學家所謂的second modernity之外，從建築理論的角度來看也可以說是在所謂「後現代主義」的短暫插曲之後，藉由十八、十九世紀的思想脈絡來重新思考Corbu這一輩的建築師，再藉由新的資訊和工程技術來做設計。所以現代主義建築並未如Charles Jencks所宣布的那樣在1972年的7月15日下午3時32分死亡，它只是和啟蒙本身一樣受到不當的污蔑。但是這樣被污蔑有時候也是活該，誰叫當初現代主義的打手也同樣把十八、十九世紀推入落伍的火坑中？（攤手）

ps.
寫完感想才發現我的Alan Colquhoun版現代建築史(Modern Architecture, 2002)不見了，如果有那位善心人士借走了請早日奉還。

尋找荒野

以自然美景和國家公園為傲的美國，同時也是荒野觀念的起源地。1855年梭羅在麻州康考德的林間散步時，開始細數周圍看到的各種動植物。他發現美國東北九州統稱的新英格蘭（New England）內的野生動物數量比兩百多年前殖民者所記述要少得太多。他把物種的銳減歸咎於人性和世界的墮落，同時在他的日記裡面寫下：「當我想到高貴的動物在此地被處決──豹、狼、山貓、狼獾、美洲獅、花鹿、麋鹿、水獺、火雞等等──我不禁深感自己居住在一片被馴化、閹割之後的地景裡。……和我進行對話的，豈不是殘缺不全的自然？」梭羅認為歐洲移民將美洲地景的「荒野」轉化成為向歐洲的農業聚落地景：一望無際的麥田和風吹草低見牛羊的牧場。在新移民的眼中，先前的美洲就像是上帝賜予的流著牛奶與蜜的新天堂。然而，由野蠻進入文明之後所產生的荒野鄉愁，並沒有多數人想像般的單純。歐洲新移民眼中的美洲荒野，其實是另一種人造地景，有其隱藏的秩序所在。要真正認識這片地景，必須小心地檢視歐洲殖民者眼中的誤解，同時遙想哥倫布登陸之前的美洲可能是什麼狀貌。

圖說：費迪南國王望向大西洋的另一端看著哥倫布登陸西印度群島。

（很久沒貼文了，容我灌水一下。這篇文章刊登在2010年12月號的《綠雜誌》，這裡節錄的是第一段。）

在地烏托邦

這幾年在美國生活來並沒有刻意的旅行，只是在拜訪不同城市的時候，會稍微注意一下附近有什麼經典的設計案例，然後會去走一走，拍個照記錄一下。一直到最近我才了解到，不知道是有意還是無意，有好幾個拜訪過的地方在冥冥之中竟然都有一些牽繫。

這個領悟首先是由Forest Hills開始，那是前年拜訪朋友在Queens（紐約市皇后區）的公寓時候，順道過去看一看的。想到那裡層層疊疊的紅瓦石牆、老虎窗、厚重浪漫的鐘樓，我就覺得像是從故事書裡面跳脫出來的童話世界，也呼應的它的名字「森林之丘」（有那麼一點日本味）。不過關於這個地方的記憶，首先進入我腦海中的卻是入秋時候的溫暖陽光，透過樹叢的枝椏在映照在入口附近其實比較像是公園綠地的水滴形分隔島。接著想到的是彼此連在一起排排站的街屋，而家家戶戶門前都有著圍牆，裡面則是繁花盛果的庭院。另外一個地方則是兩年前暑假因為研究興趣的偶然交集，和某位師長一同拜訪的馬里蘭州的Greenbelt（整個town就叫做「綠帶」，意思夠清楚了吧！）。建造於1930年代羅斯福總統新政時期精緻小巧的現代公寓，各自簇擁成群，蜿蜒優雅的車道和水邊的湖光山色，也頗令人嚮往。第三個地方是念碩士班時的遙遠記憶了（那時我還沒有買數位相機，夠遙遠了吧）。記得我們全班在田野課的時候拜訪應用生態學的老師在山上的木屋，老師帶著我們健行，沿著阿帕拉契山的山脊在Appalachian Trial上面走了一個多小時。冬天的樹林非常空曠，記得老師帶我們去看了一個蛇窩，卻沒有看到蛇，在某些路段我們可以在稀薄的空氣之下同時看到左右兩側的視野。維吉尼亞州的山嶺雖然遼闊，但是不太能以壯觀來形容，而是屬於那種虛無飄渺的遙遠。

這些地方儘管都不太一樣，但是共同點都是背後支撐、塑造這些地方的觀念，或許可以稱為「地域主義」(regionalism)，但是這裡我指的特別是美國區域規劃協會(Regional Planning Association of America, 簡稱RPAA)這個組織在二十世紀初展現的各種理想、熱情、和實踐成果。很多人會以「田園城市(garden city)」來稱呼他們的理想，這和某個英國人在某一年寫的一本書的第二版書名有關係，但是其實田園城市的淵源和美國也很深，甚至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紀紐約中央公園的設計者歐姆斯德在芝加哥規劃的Riverside這個郊區城鎮。而二十世紀初建造的Forest Hills，則是歐姆斯德的義子和侄子共創的事務所Olmsted Brothers所設計規劃，一直是RPAA談論「鄰里單元」(neighborhood unit) 時候的社區規劃經典教材。比如說他們認為一個社區最好不要超出半徑四分之一英哩（四百公尺）的範圍，接著把學校或教堂這類的公共設施放在地區內的中心位置，而社區內的馬路則必須訂出道路層級：周圍的主要幹道highway要寬廣筆直，讓車流順暢。內部的collector street則要彎曲狹小，才能減緩車行速度，這一切都是為了塑造一個對行人比較友善的步行空間。這樣的鄰里單元在Greenbelt的時候似乎就沒有那麼明顯了，整個Greenbelt的很大，裡面應該就有好幾個社區，對外沒有公共運輸，很明顯就是以汽車為主角的城鎮生活，從公共到私密之間的各種空間層次也沒有Forest Hills那麼分明。但是即使是如此，在裡面還是不時可以見到人行步道穿越馬路下面，成為行人專用的隧道，這和中央公園裡面的人車分道並不是那麼不相關的（所以有人才會說Frederick Law Olmsted Sr. 也是都市計畫的祖師爺）。（其實紐澤西的Radburn有可能是影響更大的重要案例，裡面的車道環繞整個所謂的超大街廓superblock，而房屋前方面對的不是車道，而是行人步道。）阿帕拉契步道是另一個極端。學習地質的Benton MacKaye深受梭羅、愛墨生等超驗主義作家的影響，認為在人煙稀少的荒野中行走的經驗能夠促進個人的精神超脫和道德塑造，因而邀集了地景建築師和各地的志願軍來完成這個龐大的計畫。我後來才知道，原來Appalachian Trial 是從美國東北角的New Hampshire整個延伸到南邊的North Carolina。而即使在這樣的環境中，整個連結網路也分成了trails, paths, roads, avenues四種不同的道路層級。在整個區域規劃的藍圖裡面加入了這條山間步道，等於是把整個國土計畫和個人的精神層面都連結起來了，這樣的寬廣視野實在是令人瞠目結舌。

不過RPAA這個組織並沒有維持很久，或許由此可以約略知道這些人所主張的區域內的均衡發展，和我們一般法律或現實層面上的規劃並不完全相同，也因為各種政治角力的關係而沒有獲得完全的實現。但是最令我感慨的是，Benton Mackaye、Clarence Stein、Henry Wright、Charles Perry、乃至於最著名Lewis Mumford這些成RPAA的成員，莫不是在自己的專業能力到達某個高度之後，持續的把這些概念推廣到極致，希望能夠由自己的工作出發，進而透過專業的策略（比如說鄰里單元）來達成某種社會凝聚力。Charles Perry在1939年出版的《機械年代的住屋》Housing for Machine Age的扉頁題詞裡面，就引用了以下兩句話：

如果凡事在開始之前就必須先克服所有可能的反對聲音，那麼什麼事情就都不用做了。
Nothing will ever be attempted if all possible objections must first be overcome.
– Samuel Johnson

所有的的重任最初都是不可能達成的。
Every noble work is at first impossible.
- Carlyle

可見得這種. . . . 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的胸懷和抱負，並不見得是只有儒家（誰？）才有的。而這些理想和現實的衝突，也都出現在美國戰前、戰後各方面的規劃、設計議題上。

重訪現代性

“… those of us who are most critical of modern life need modernism most, to show us where we are and where we can begin to change our circumstances and ourselves.” [128]
~ Marshall Berman, All That Is Solid Melts Into Air: the Experience of Modernity (1982)

這大概是我讀過最好的現代主義的定義。馬歇爾博曼(Marshall Berman)的《凡實在者皆如煙消逝》，副標題是「現代性的體驗」。稱本書為永遠的經典應該不算過分，除了犀利的分析之外，作者深刻的樂觀更令人動容。閱讀之下，所謂的「現代性」不啻就是一種當下、現時的心態，可以開放、慷慨地面對世界的天真；另一方面，它也是一種批判浮華現世、挑戰技術進步的保守。這兩者都很有趣地表現在波特萊爾的文章裡面。比如以下這一段常被引用的文字：

“By ‘modernity’ I mean the ephemeral, the contingent, the half of art whose other half is eternal and immutable.” [133] (Charles Baudelaire, “The Painter of Modern Life,” 1859-60)

頓悟：「現代性」並不是一個社會學名詞，而是生活在巴黎這個十九世紀世界首都的深入體會。博曼的獨到之處，在於他區分出三種不同的「現代」： modernization、modernity、modernism。現代化是政治、經濟、技術的歷程；現代性是其體驗；現代主義是文學、美學、智思的回應。也就是說體驗在前，成形在後。比如說提到「流動」和「輕盈」的特質的時候，他說：

… it is crucial to note Baudelaire’s use of fluidity (“floating existences”) and gaseousness (“envelops and soaks us like an atmosphere”) as symbols for the distinctive quality of modern life. Fluidity and vaporousness will become primary qualities in the self-consciously modernist painting, architecture and design, music and literature, that will emerge at the end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144]（謎之音：「哈蒂阿姨，你的total fluidity終於找到了知音。」）

這一段是有點流於保守，似乎在暗示先有思想，後有作品，前後相隔將近半個世紀。但是或許應該說這樣的批評只不過反映了自己的偏見。星期五讀了關於波特萊爾的篇章之後，週末炎炎，鎮日惶惶，陪家人鬼混時隨意翻閱T. J. Clark的Paintings of Modern Life和David Harvey的Paris: Capital of Modernity。腦中浮現的問題是，如果歷史停止於十九世紀？如果沒有塞尚、梵谷、畢卡索，沒有葛羅培、柯比意，十九世紀的美術史和建築史該如何寫作？顯然馬內、杜米埃、甚至蓋勒波(Gustave Cailebotte)都會成為家喻戶曉的偉大畫家，建築師呢？真慘… 還要去翻書… 好，或許可以說桑培(Gottfried Semper)、勒布魯斯特(Henri Labrouste)、勒杜(Eugene-Emmanuel Viollet-le-Duc)、索恩(John Soane)會成為名人堂的榜首。（地景設計呢？Orz）

但是很明顯在十九世紀中這個時間點上，建築的社會批判功能是不如文學和繪畫了，何也？或許是建築語言難以成為普遍的、約定成俗的意義，或許是營建材料沈重的惰性，或許是業主委託的經濟特質？噢，這種思考，無疑是忘記Gothic Revival這個重要的社會運動了。是啊，gothic revival是一個社會運動而不是視覺風格。同樣地，十九世紀初的greek revival也應該被視為社會思想的物質表現。總是需要不斷提醒自己，如果侷限在視覺風格的框架之下，建築史成為形式的演進史，即使加上「複雜與矛盾」這樣的箴言，十九世紀這個眾多風格混雜顯現的年代還是會變成很難處理、很難記得的一段混沌時期。（DU老師 OS：where is public life?）

於是乎「視覺研究」的首要卻成為除卻視覺，此為矛盾之一。矛盾之二，我開始覺得如果時間停留在十九世紀而世界上不曾有葛羅培柯比意和密斯的話這個世界大概不會那麼醜。噢，我還是跳不出視覺的緊箍咒？不是吧，我想我只是陷入波特萊爾的天真前衛與保守後衛的兩難而不自覺。總歸來說，儘管世界不斷縮小，通訊愈發通達，但是所謂的「獨立個體」並不因此而消失，也因此，每個地方，每個人，都應該要有自己的現代性。此記米爾皮塔斯平凡的炎熱週末。

（圖說：法語亞馬遜找到的十五片波特萊爾詩歌全集的CD封面。照片裡這位嚴肅的先生很難讓人聯想到「惡之華」的浪漫與頹廢，而更像是一位犀利的批評家。其實他也當之無愧。）

Spaces of the Long Revolution

Raymond Williams called the process of industrialization a “long revolution,” a namesake of his book. Well, it is a long book, too. What we read in the high school history textbook about industrialization in three lines is perhaps several years of work of a historian. Today I saw in the library another book on industrialization by Eric Hobsbawm: Industry and Empire (1968). I wonder whether we should be grateful or fearful for those great historians who have worked on this conspicuous topic.

Modernity— yes, dialectic, but more…

“Modernity is the transient, the fleeting, the contingent; it is the one half of art, the other being the eternal and immutable.” (Baudelaire, The Painter of Modern Life, 1863)(Harvey, 1990: 10)

The dialectic nature of modernity (or everything in the world) has been mentioned by many. Words such as maelstrom, whirlwind, conflict, contradiction, and paradox are everywhere to be seen throughout the introduction of Marshall Berman’s book All that is Solid Melt into Air:

The quintessential quote regarding “to be modern.” [skip.][15]

Berman unfolds this dialectic with three figures: Rousseau (in his New Eloise), Marx (in Communist Manifesto) and Nietzche (in Beyond Good and Evil)…[17-23] Yet what else can be said beyond this easy pairing up of opposite ideas and terms? For Berman it is the recuperation of the vitality and optimism of modernity.

Reason and Nature in the Enlightenment

A lot of times people look for terms to describe pivotal points in history, which can be found in labels such as Renaissance or Enlightenment. But a lot of times labels are just labels. They are merely tips of the larger continuous currents, as Marc Bloch had said it well that historical time is in essence a continuum and also a perpetual change. In this light a careful but unlearned mind sees everything muddles together and becomes indistinguishable. I, for instance, had not been able to tell the philosophical difference between Renaissance humanists and Enlightenment thinkers. That is the nice thing about reading Ernst Cassirer’s book The Philosophy of the Enlightenment (1951), in which he successfully distinguishes the two in his comment on “reas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