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偶然的機緣下在草祭二手書店買了中文版的《偶然、反諷與團結》（Contingency, Irony, and Solidarity）。幾年前翻閱同一個作者Richard Rorty寫的《哲學和社會希望》（Philosophy and Social Hope）的時候，發現該書題獻給維吉尼亞大學，才知道這位實用主義哲學大家原來曾經是敝校的鎮校之寶。據說他對建築學院若干老師的影響也不小。很慚愧的是在美國的十年之間我不曾有機會詳讀他的文章或書籍，回到台灣之後藉著中譯本之便（徐文瑞先生翻譯得很不錯），才得以在閒暇之餘讀了前言和第一章。

「真理是製造出來的，而不是被發現的。」這本書開宗明義地提出一個看似虛無而帶有相對主義味道的命題。羅狄的狡黠之處在於他並未捍衛這個命題，而是暫時把真理束之高閣，因為歷史告訴我們真理的追求並未帶來人類的幸福，而是族群、國家和宗教之間不斷的迫害、爭戰和殘殺。羅狄雖然是個哲學家，但是我喜歡他的歷史敏感度。歷史不是命運，只是偶然，因此追求公義和自由的人類，也只能把過往世界發生的諸事和諸多的弄巧成拙視為諷喻的警世醒言。

羅狄不只把文學的反諷修辭格提升為一種哲學姿態，同時也化解了啟蒙精神裡的科學基本教義。以他的說法是，科學和文學其實都不過是嘗試描繪世界的不同語言，兩者的發展同時也都是語言的創新過程。反過來說，二十世紀試圖以語言代替心靈和意識成為哲學探索的主題，這種「語言學的轉向」不過只是觀念論把意識加以神話的二十世紀翻版而已。以我目前進行中的研究來看，羅狄主張「語言不再只是一種媒介」也給我很大的啟發。主張語言不再是自我內在的「表現」，也不再是外在世界的「再現」，也就是麥克魯漢說的「The medium is the message」。

於是，「語言是否具有透明性，是否能夠勝任表現或再現的任務」這個問題就不再那麼的重要。藉由語言學家Donald Davison的幫助，羅狄指出語言不過是「我們對身邊的人目前所作出的雜音和記號的暫時性理論（passing theory）。」而「如果兩人要透過說話來了解對方，則他們所需的乃是在一句接著一句的交談中，使他們的暫定理論相合一致的能力。」這就好比說兩個對話中的個體，並不是在一個既定的語言系統中泅泳掙扎，求得彼此對於某個內在真理的理解，而是把語言當做自我的延伸，把說話當做是昆蟲伸出觸角或是犬貓彼此嗅聞的探索過程，在交換的過程中逐漸取得同情和理解。

我聯想到基督教文化和希臘羅馬的異教文化在文藝復興時期能夠彼此共存，也就在於柏拉圖相信獨立於世界表象之外有一個內在真實的本性（曰ideal或form），這個觀念藉由新柏拉圖主義轉嫁到耶和華身上了。如此一來，如果我們向柏拉圖式的愛情說再見，是否同時也就闊別了基督教文化？（但是這樣的交易划算嗎？）在柏拉圖勾勒的理想國中，哲學家應該當國王，而只會模仿現實的詩人應該驅逐出境。然而羅狄說：「把『內在本性』丟掉，[便]能夠勇敢果決地承認語言的偶然性。」兩千多年來詩人和哲學家的爭戰中，詩人又扳回一城，因為按此說法，不論哲學或科學，和文學一樣都只是一種尋求新語言的探索。

面對這份「不可承受之輕」，不知為何我感到一份篤定。承自詹姆士William James和杜威John Dewey的實用主義哲學智慧在於：當我們從命運的應然、道德和自然定律的應然中解放出來之後，面臨的其實不會是一個無序、混亂的社會，而是比較像伍迪艾倫最近的電影《Whatever Works》那般的豁達卻又實際。在羅狄看來，抱持如此觀念的人類，更有可能邁向共同團結的和平前景。所以他說：

法國大革命以來政治烏托邦主義者所覺察到的，不是有一個持存的根本人性一直被「不自然的」或「非理性的」社會制度所遏制或壓抑著；而是變動不居的語言和其他社會實務，可以產生一種不曾存在過的人類。德國觀念論者、法國大革命家、浪漫主義詩人共同隱約地察覺到：凡歷經語言的改變，不再把自己視為必須向某種非人的權力負責的人，終將變成一種新的人類。

超越了理性和感性、自然和不自然的分野之後，我們能夠想像的新世界是什麼樣子？我的腦子裡面浮現出許多奔放的榮景。然而如果要談我不熟悉的政治學，只怕各位笑我想像力太過豐富；如果要談啟蒙之後的城市建築或是蘇珊桑塔格筆下的感官藝術，又是另一個話題。那麼我還是回到我的生活中去趕稿還稿債吧。

附圖：理查羅狄攝於維吉尼亞大學校園核心區的Academic Village。

也請參考哈伯瑪斯為羅狄寫的訃文：

Philosopher, Poet, and Friend

以自然美景和國家公園為傲的美國，同時也是荒野觀念的起源地。1855年梭羅在麻州康考德的林間散步時，開始細數周圍看到的各種動植物。他發現美國東北九州統稱的新英格蘭（New England）內的野生動物數量比兩百多年前殖民者所記述要少得太多。他把物種的銳減歸咎於人性和世界的墮落，同時在他的日記裡面寫下：「當我想到高貴的動物在此地被處決──豹、狼、山貓、狼獾、美洲獅、花鹿、麋鹿、水獺、火雞等等──我不禁深感自己居住在一片被馴化、閹割之後的地景裡。……和我進行對話的，豈不是殘缺不全的自然？」梭羅認為歐洲移民將美洲地景的「荒野」轉化成為向歐洲的農業聚落地景：一望無際的麥田和風吹草低見牛羊的牧場。在新移民的眼中，先前的美洲就像是上帝賜予的流著牛奶與蜜的新天堂。然而，由野蠻進入文明之後所產生的荒野鄉愁，並沒有多數人想像般的單純。歐洲新移民眼中的美洲荒野，其實是另一種人造地景，有其隱藏的秩序所在。要真正認識這片地景，必須小心地檢視歐洲殖民者眼中的誤解，同時遙想哥倫布登陸之前的美洲可能是什麼狀貌。

圖說：費迪南國王望向大西洋的另一端看著哥倫布登陸西印度群島。

（很久沒貼文了，容我灌水一下。這篇文章刊登在2010年12月號的《綠雜誌》，這裡節錄的是第一段。）

閱讀Charles Moore 的書總是能幫助我進入寫作的狀況，特別是用英文來描述個體、設計和環境之間的關係。我說的包括Poetics of Gardens（庭園的詩學）, Chambers of Memory（中譯「透視空間的奧祕」）, 還有Body, Memory, and Architecture（人體、記憶、建築）。這並不是巧合，1960年代初的時候，當時還年輕的Moore就在加州和Halprin合作過Sea Ranch。去年Stern先生建議我訪談Donlyn Lyndon。當時的我覺得並不重要，如今才知道他是對的。一篇篇Dear Charles和Dear Donlyn的空間對話中，人類的身體經驗和空間的組織結構就這麼串連起來了。

從四月以來每個星期到故Lawrence Halprin的家中跟隨Anna Halprin學「Movement Ritual」（移動的儀式），在Halprin設計的dance deck上面學怎麼走路、坐下、躺臥，學習「身體如何創造空間」。Halprin家裡可能從五十年前開始就是個半公共空間吧？不時都有來來去去的舞蹈學生。上課原本的目的是為了訪談Anna Halprin，但是卻讓我的身體在世界中找到了一個anchor。所以他們家的門口掛了一個EXIT的牌子。而觀念相互影響的方向有時候也是很難說的，Anna Halprin最近在閱讀《人體、記憶、建築》，同時正在發展一套舞者回應開放空間和戶外環境的語彙。她建議我閱讀「人體、記憶、建築」的第七章Body Movement。

也因為Anna的關係，我開始閱讀一些「實用」性質的心理學、人類學的書（例如Fritz Pearls和Gregory Bateson），而不是「歸納」性質的歷史或社會學的書。這對設計師和學生來說應該是更有幫助的吧。當「歷史學者/生」太久了，最近才開始進入人類學的世界。人類學者關心的是「現在」，所以他們有田野，要做參與式的觀察（也就是民族誌的研究方法）。我想這也是當初被我老闆吸引的緣故，因為他是人類學背景的，但是我卻一直到這幾個月才逐漸掌握這些論點。人類學家的智慧在於，文化並不是死亡的，而是活生生不斷發生在日常生活周遭的傳統，所以民俗學者Henry Glassie寫的書會稱為《Turkish Traditional Art Today》（今日的傳統土耳其藝術）。田同學說，把體驗融入研究內容還不夠，更必須融入研究方法。當然這會關係到那些儀俗研究的方法論檢討，但是從日常生活實踐的角度來看，它們其實並不相互衝突的，因為無論如何我們還是要吃飯穿衣服，還是要繳電話帳單和水電費。

眼前的問題是，應該如何搭接不同尺度之間的脫節？從個人出發，和社區、社會乃至於環境之間的連接，從身體到環境之間的過渡，換句話說就是感官美學和政治經濟之間的通路，是否可能？Marshall Berman說的，歌德的《浮士德》所提供的現代寓言，就是夢想家dreamer、愛人lover、開發商developer的三部曲。有夢最美，而想愛同結，故有社區，進而發生組織分工、開採利用自然資源，如此都是人類的基礎和潛能，卻也是人性的羈絆。浮士德想蓋一座高塔能夠提供無窮盡的敞視全景，最後他的帝國還是崩毀了。終究，一切還是必須在不斷逝去的時間中活著、在無數靜止的片段中行動？一個有機社會的理想還是充滿了問號。

這幾年在美國生活來並沒有刻意的旅行，只是在拜訪不同城市的時候，會稍微注意一下附近有什麼經典的設計案例，然後會去走一走，拍個照記錄一下。一直到最近我才了解到，不知道是有意還是無意，有好幾個拜訪過的地方在冥冥之中竟然都有一些牽繫。

這個領悟首先是由Forest Hills開始，那是前年拜訪朋友在Queens（紐約市皇后區）的公寓時候，順道過去看一看的。想到那裡層層疊疊的紅瓦石牆、老虎窗、厚重浪漫的鐘樓，我就覺得像是從故事書裡面跳脫出來的童話世界，也呼應的它的名字「森林之丘」（有那麼一點日本味）。不過關於這個地方的記憶，首先進入我腦海中的卻是入秋時候的溫暖陽光，透過樹叢的枝椏在映照在入口附近其實比較像是公園綠地的水滴形分隔島。接著想到的是彼此連在一起排排站的街屋，而家家戶戶門前都有著圍牆，裡面則是繁花盛果的庭院。另外一個地方則是兩年前暑假因為研究興趣的偶然交集，和某位師長一同拜訪的馬里蘭州的Greenbelt（整個town就叫做「綠帶」，意思夠清楚了吧！）。建造於1930年代羅斯福總統新政時期精緻小巧的現代公寓，各自簇擁成群，蜿蜒優雅的車道和水邊的湖光山色，也頗令人嚮往。第三個地方是念碩士班時的遙遠記憶了（那時我還沒有買數位相機，夠遙遠了吧）。記得我們全班在田野課的時候拜訪應用生態學的老師在山上的木屋，老師帶著我們健行，沿著阿帕拉契山的山脊在Appalachian Trial上面走了一個多小時。冬天的樹林非常空曠，記得老師帶我們去看了一個蛇窩，卻沒有看到蛇，在某些路段我們可以在稀薄的空氣之下同時看到左右兩側的視野。維吉尼亞州的山嶺雖然遼闊，但是不太能以壯觀來形容，而是屬於那種虛無飄渺的遙遠。

這些地方儘管都不太一樣，但是共同點都是背後支撐、塑造這些地方的觀念，或許可以稱為「地域主義」(regionalism)，但是這裡我指的特別是美國區域規劃協會(Regional Planning Association of America, 簡稱RPAA)這個組織在二十世紀初展現的各種理想、熱情、和實踐成果。很多人會以「田園城市(garden city)」來稱呼他們的理想，這和某個英國人在某一年寫的一本書的第二版書名有關係，但是其實田園城市的淵源和美國也很深，甚至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紀紐約中央公園的設計者歐姆斯德在芝加哥規劃的Riverside這個郊區城鎮。而二十世紀初建造的Forest Hills，則是歐姆斯德的義子和侄子共創的事務所Olmsted Brothers所設計規劃，一直是RPAA談論「鄰里單元」(neighborhood unit) 時候的社區規劃經典教材。比如說他們認為一個社區最好不要超出半徑四分之一英哩（四百公尺）的範圍，接著把學校或教堂這類的公共設施放在地區內的中心位置，而社區內的馬路則必須訂出道路層級：周圍的主要幹道highway要寬廣筆直，讓車流順暢。內部的collector street則要彎曲狹小，才能減緩車行速度，這一切都是為了塑造一個對行人比較友善的步行空間。這樣的鄰里單元在Greenbelt的時候似乎就沒有那麼明顯了，整個Greenbelt的很大，裡面應該就有好幾個社區，對外沒有公共運輸，很明顯就是以汽車為主角的城鎮生活，從公共到私密之間的各種空間層次也沒有Forest Hills那麼分明。但是即使是如此，在裡面還是不時可以見到人行步道穿越馬路下面，成為行人專用的隧道，這和中央公園裡面的人車分道並不是那麼不相關的（所以有人才會說Frederick Law Olmsted Sr. 也是都市計畫的祖師爺）。（其實紐澤西的Radburn有可能是影響更大的重要案例，裡面的車道環繞整個所謂的超大街廓superblock，而房屋前方面對的不是車道，而是行人步道。）阿帕拉契步道是另一個極端。學習地質的Benton MacKaye深受梭羅、愛墨生等超驗主義作家的影響，認為在人煙稀少的荒野中行走的經驗能夠促進個人的精神超脫和道德塑造，因而邀集了地景建築師和各地的志願軍來完成這個龐大的計畫。我後來才知道，原來Appalachian Trial 是從美國東北角的New Hampshire整個延伸到南邊的North Carolina。而即使在這樣的環境中，整個連結網路也分成了trails, paths, roads, avenues四種不同的道路層級。在整個區域規劃的藍圖裡面加入了這條山間步道，等於是把整個國土計畫和個人的精神層面都連結起來了，這樣的寬廣視野實在是令人瞠目結舌。

不過RPAA這個組織並沒有維持很久，或許由此可以約略知道這些人所主張的區域內的均衡發展，和我們一般法律或現實層面上的規劃並不完全相同，也因為各種政治角力的關係而沒有獲得完全的實現。但是最令我感慨的是，Benton Mackaye、Clarence Stein、Henry Wright、Charles Perry、乃至於最著名Lewis Mumford這些成RPAA的成員，莫不是在自己的專業能力到達某個高度之後，持續的把這些概念推廣到極致，希望能夠由自己的工作出發，進而透過專業的策略（比如說鄰里單元）來達成某種社會凝聚力。Charles Perry在1939年出版的《機械年代的住屋》Housing for Machine Age的扉頁題詞裡面，就引用了以下兩句話：

如果凡事在開始之前就必須先克服所有可能的反對聲音，那麼什麼事情就都不用做了。
Nothing will ever be attempted if all possible objections must first be overcome.
– Samuel Johnson

所有的的重任最初都是不可能達成的。
Every noble work is at first impossible.
- Carlyle

可見得這種. . . . 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的胸懷和抱負，並不見得是只有儒家（誰？）才有的。而這些理想和現實的衝突，也都出現在美國戰前、戰後各方面的規劃、設計議題上。

到耶魯大學發表論文，在一個星期的時間之內拜訪了四個城市，借住三位朋友家，訪談會面的老師和朋友無數，算是一趟非常豐富的旅程。（前面六天先跳過）在New Haven 的同學家裡借住的時候，和他交換兩年前資格考的甘苦談（是的，我們將近兩年沒見面了）。因為是同一個老闆的關係，他書架上的書大概和我有三分之二是重疊的，而另外三分之一就是有趣的地方。我翻出了Vernacular Architecture Forum (VAF) 這個組織的學會期刊。很驚訝從兩年前開始期刊的名稱就從Perspectives of Vernacular Architecture 改成 Buildings and Landscapes 。從名稱的改變就可以看出葫蘆裡面賣的是什麼藥：風土建築的觀念擴大之後，不啻就是「建築（物）和地景」。這份轉變的推力部分來自我們老闆在2004年的學會年會中的主場演講：What Now ? 收錄在Perspectives of Vernacular Architecture 2006/2007年的二十五週年的紀念專刊（Vol. 13）裡面。除了老闆的 What Now 之外，這一期的其他文章也都屬於重要的方法論統整回顧性質，推薦對於cultural landscape有興趣的朋友閱讀。

http://www.vafweb.org/publications/pva-backlist.html

http://www.jstor.org/action/showPublication?journalCode=persvernarch

http://muse.jhu.edu/journals/buildings_and_landscapes/

這兩天一直在download、瀏覽VAF期刊歷年的Introduction和目錄，以及二十五週年紀念專刊的文章。不禁有一點感動加感慨。老闆從風土建築的研究起家，最後不僅攻佔了建築史的領域，還回過頭來敦促風土建築領域要擴大自己的研究視角。上個月我一直覺得自己非常缺乏分析空間的工具：如何從空間組織和人造物體裡面去探索人類行為和社會關係，以及物質和現象之間的互動？原本我一直想一些人類學家的著作，例如 Margaret Meade的一些書，但總是有捨進求遠的感覺。在同學的書架上找到的新桃花源－VAF這個學會和參與學者的出版著作－應該是很不錯的出發點。想想自己去年一直試著檢討「地景」這個觀念，卻竟然連VAF的刊物都沒讀過。大老遠從西岸飛到東岸，在所謂的《空間文盲》研討會發表論文，結果發現原來自己才是空間文盲。 (Illiteracy新解：雖然衛生但還是不識字)

圖一：John同學的近照。在他身上可以找到Tom Hanks的神經質、Larry King的犀利眼神、和他自己獨有的幽默感的結合。

圖二：Rudolf Hall演講廳，中立微笑者是Robert Stern。正在寫黑板的人是社會學家Loic Wacquant。

所謂的經典就是你讀了之後總是會忘記，然而每次都必須回去重讀，而時間相隔越久，心裡面想的問題不一樣，得到的東西就會不一樣的文章或書籍。J. B. Jackson的「一雙理想地景」就是這樣的一篇將近五十頁的長文。讀了幾年就不說了，反正今天終於讀完，確定了所謂的「一雙」指的是政治地景和居住地景。不過文中所謂的政治和居住和我們一般的認知不太一樣，可能是因為如此才花了那麼多時間消化。為了要訓練一雙觀看地景的眼睛，竟然需要打破從小到大所受的教育，才能夠解讀習以為常的一些元素：牆籬、馬路、農田、森林。而解讀之後，馬路不再是馬路，森林也不再是森林，真可說是「欲練此神功必先自廢武功」的最佳寫照。

Jackson所謂的政治地景是人類的空間組織如何定義彼此之間的社會關係，而這種組織又常常和居住地景相抵觸。所謂的居住地景有點像是生態地景，但是又不只是現代環境主義物化自然的生態意義，而是一種古老居民跟著土地隨生養息的生活方式，例如許多原住民放火燒森林的輪耕農業。文章裡面有許多精采的見解，就不再複述，對我目前來說的幾個重點如下：

1) Jackson統合了經濟、農業、生態、哲學意義的流動性mobility，指出許多人類社會行為所界定的空間邊界其實是流動不定的，而且是個人和群體、群體和群體、群體和自然等不同關係之間互動之後的結果。這種流動不定的邊界範圍和使用行為在政治地景和居住地景裡面都看得到，而且有很多都和現代法律所界定的「所有權」和「單一用途」的觀念相抵觸，而比較接近公用、多用途、彈性邊界的實踐方式。

2) 地景的理解和農業、荒野等觀念息息相關。Jackson和J D Hunt都指出了從古典時期就存在的所謂三段式的自然觀，以中文和拉丁文來說就是園圃ager、田野saltus、蠻荒silva。從羅馬時期開始，因為帝國統治的關係，有清楚的法律規範來界定這些觀念，不過也有些名詞（例如森林）是中世紀之後才有的。因為中國也是一個千年帝國，所以我非常合理的懷疑在中國也有類似的法律、社會規範和地景意識型態之間的互動關係。

3) 終究來說 landscape of political animal和 landscape of inhabitant是兩種對立辯證的關係，前者偏向社會群體的組織和協調，後者偏向個人活在自然界裡面的需求和生存。這種辯證的看法，和Robert Smithson的「Dialectical Landscape」又有何異同之處？

4) 終於體會到人文地理學的厲害之處，但是Jackson所謂的landscape of inhabitant還是有一點浪漫的味道存在。按照這樣的思考框架接下來應該如何發展整個地景的知識系統？應該如何細緻的呈現所謂「流動的空間」和「地方的空間」(Castells之語)的織理和質感？除了歷史和地理之外，有志者不得不把觸角伸向風土建築vernacular architecture、民俗學folklore、物質文化研究material culture 等領域。這麼重大的任務，就交給我老闆了。

Part II
理解了Jackson定義的流動性mobility之後，再細讀Tim Cresswell寫的On the Move: Mobility in the Modern Western World 終於了解他的主軸：重新定義一種比較正向的mobility。這種觀點由地理學家提出來實屬難得。如果想想同一個作者也寫了牛津超簡史小冊子《地方》，那就更有趣了。一直以來，「地方」一直是建築學院裡面的流行話語，卻從來沒有人說得清楚。段義孚提出了「空間」和「地方」的區分，或許有點被誇大成兩種對立的觀念。Castelle所謂的「流動的空間」和「地方的空間」(you figure it out) 基本上是這種二分法的延伸：前者代表無情的資本主義，後者代表珍貴的地方精神。這些論點的底層其實都是地理學家對於社會人口流動的批評。社會人口的流動總是跟隨著資金和產業的流動，以及體制化的種族歧視。所謂的dislocation和gentrification都賦予了mobility一種負面的意義：中下階層的人口沒有選擇住所的權力，他們住的地方不是跟著工廠工作跑、就是被強迫拆遷。Cresswell指出J B Jackson少數比較正向的角度來界定moility的學者：JB認為居住地景的邊界通常是彈性變動、而政治地景的邊界則是永久固定的，然而這兩者卻相互滲透：變動邊界裡面會有固定的邊界（通常是神聖空間或公共空間），固定邊界裡面也會有小塊的變動邊界（比如城牆裡面的農田或臨時建築）。這種混雜的多重意義，也讓mobility成為一種有趣的視角：就像傅柯用sexuality來看待道德問題、自我的形成、身體的理論等等，mobility也可以拿來看城市發展史。這樣的好處是，可以把不同尺度的議題拉在一起談，比如各種勢力的衝撞和妥協、個體和群體的經驗等等，成為社會和美學的接駁點。

Part III
事實上流動性本身在社會學裡面原本就是一個研究類別。芝加哥學派的都市社會學基本上就是處理流動性。不過我發現最近的社會學家也受到人文地理學影響而開始以比較不同的角度來談論流動性了。請查John Urry and mobilities打開另一個潘朵拉的盒子。

我一直記得八年前我在校園轉角處的College Inn餐館等著外帶漢堡的時候，就著斜射門窗的夕陽形同嚼蠟般讀著簡體版味道全失的Donald Worster的《自然經濟學》，竟然還有人問我在看什麼書。那個人很認真的告訴我他的荒島書就是這本拖拉庫司機的惡魔，他說這本書讓他一再閱讀，而且每次讀起來都感觸良多。這種不認識的人會問我在看什麼書，後來也只發生過一次，是在圖書館櫃檯打工的時候，我正讀著輕薄短小的William Strunk and E B White的The Element of Style，穿著風衣的青年問我正在讀什麼，或許他以為我又在讀什麼荒島書吧。知道我讀的是一千零一本寫作指南經典之後，那個人只說了一句淡淡的嘉許：Good for you。

經過眾人全心投入心血的書是不能以價錢計算其價值的，也只有這樣的書才有吸引人的力量。在新舊書店裡面走過整面書牆的時候，我會聽到每一本書在我耳邊的呢喃低語，隨著我的步伐而起伏生滅。桑塔格在他的日記裡面就說卡夫卡是絕對的力量，然後由此比較喬伊斯的愚笨、紀德的甜美，湯瑪斯曼的空洞和華麗，普魯斯特的趣味. . . 。有生命的書是會說話的。

（圖說：舞蹈家Carolyn Brown在她的回憶錄中懷念不已、熱愛生命的John Cage）

再度拾起Michael Nyman寫的《實驗音樂：凱吉與其外》(Experimental Music: Cage and Beyond)，讀著讀著書裡面的文字好像一個個漂浮到半空中，捉摸不著。還好是印在書上的白紙黑字，否則我一定無法把這些觀念放到我的腦子裡面。音樂，不是音樂而是環境；環境，不是環境而是存在；存在，不是存在而是時間。時間，不是時間而是展演。就這麼貓捉老鼠地持續下去。而這正是這本書的厲害之處：作者還真的理出了許多觀念和焦點，以及彼此之間的主從關係。寫完這本書之後，還組樂團開始從事創作（比如膾炙人口的The Piano電影配樂）。也因為作者比較了好幾個當代作曲家的異同，根據這些對比這本書也成了理解John Cage的入門讀本。其實我對John Cage原本沒有好印象：原本跟著荀伯格學現代音樂學得好好的，沒事卻跑到日本去找鈴木大拙學禪，憑著一招半式就回到歐美世界騙吃騙喝。不過這幾年零碎讀了一些東西，聽了幾片他的CD，卻漸漸喜歡起他來。

如果說他不是一個喜歡標新立異、賣弄東亞哲學的文化菁英，就說他是一位實驗性的. . . 作曲家好了，但是又不是正統定義下的作曲家。比如說1952年在紐約州糊塗蹋客市演出的作品《四分三十三秒》，有三個樂章，但是每個樂章都只有一字：TACET，也就是一般樂譜用來表示沉默無聲的表情記號。在舞台上的四分三十三秒這段期間並沒有真正演奏，只有坐在台上。也因此整首樂譜只有一頁，底下另外有一個註腳指示演奏者在鋼琴前面坐下，演奏之初關起琴蓋，結束的時候打開琴蓋[3]。這和Jackson Pollock的滴畫一樣可以視為是fluxus等行動藝術運動的重要前例。

而4’33″這首看似沉默的作品其實一點也不沉默，事實上它證明了沉默的不可能：在在這段安靜的期間底下的觀眾會逐漸竊竊私語，然後變成騷動，有人摔門而去（這是我的想像嗎）的聲音，都會包含在他的作品內。Cage在做這首「曲子」之前就曾經在哈佛大學租用了一間盡可能完全隔音的房間，之後據說他只聽到兩種聲音：高音是他的神經系統，低音是血管流動的聲音（改天我也想聽聽）。既然沉默不可能，那麼4’33″其實不是對音樂的否定，而是證明的音樂的無所不在：事實上音樂只是聲音的一種，也因此聲音比音樂還要更接近生命，這也是他所謂的具有「包容性質」inclusive 的「環境音樂。」Cage說得好：

This would not be ‘an attempt to bring order out of chaos nor to suggest improvements in creation, but simply a way of waking up to the very life we’re living, which is so excellent once one gets one’s mind and one’s desire out of its way and lets it act of its own accord.’[26]

（Nyman在後面補上一句話：politically a highly dangerous attitude。）

由這種包容的態度也就衍生了「機遇」的使用，比如說用易經卜卦決定樂句的順序，或是在樂器上裝上各種夾子、螺絲等改變樂器的音色（稱之為prepared piano, prepared guitar等）。這些看似詭異獨特的作法，事實上並不是為了凸顯個人主義，相反地，這顯示了Cage的哲學思考中一種自我的消融：藉由演出者或行動者的「不參與」non-involvement，而希望能抹除每個人個性中所包含的殊異性。（真是崇高的理想）所以原本他把樂句寫在方塊裡面，可以任意剪黏拼貼，後來的樂譜中連三角形、阿米巴形等等都出現了（這點我尚未參透）。Cage和法國作曲家Pierre Boulez的通信顯示了兩人的異同點：他們都試圖去除個人的獨特性（以及連帶的整個文化傳統），然而Cage主張要放棄控制，而Boulez則主張完全控制[60]。問題是，這種近乎烏托邦的崇高理想是否可能呢？

要回答這個問題或許需要先退回到比較概略的大畫面。二次戰後1950年代的的人文氛圍中，和國際政治冷戰、麥卡錫主義、企業資本主義同時興起的是一股主體性的關注：文學美術界對於即興、自發的探討、社會學界的關注重點由巨型架構轉移到個人體驗，加上越戰、文革等政治事件，總的來說持續的螺旋發展（黃仁宇調）終究導致了1968年風起雲湧的以反戰、民權等為號召的各種運動和暴動。過去我一直認為這段歷史代表的是一種主體性的興起，今天卻被Cage當頭棒喝：這是主體性的抹滅阿～～！！

到底何謂真正的主觀？真正的客觀？這種困惑同時也指出了各種烏托邦思想所隱含的限制（或說缺陷）：所謂老弱婦孺都有所養有所終的大同世界、所謂的普世價值、所謂的自我的完全消融，終究是一種遙不可及的政治理想，而這種理想（以及其他各種理想）推到極致，也往往造成了各種無法想像的集體悲劇。或許也就在這種偏執的放棄之後，Cage才希望把音樂從他所認為的封閉的高級藝術傳統中解放出來，進而邀請聽眾把音樂融入環境、行動、以及最終的人的意識。所謂激進根本的政治革命或許純然是荒謬，自我的消融或許不可及，然而從個人和環境的互動之中，卻可以體驗到兩者之間的連結感與相互滲透。這是每個人都能夠從自己的生活和生命周遭嘗試做起的音樂劇場，也是今天的主要感想。還是Nyman說得好：

Henceforward sounds (‘for music, like silence, does not exist’) would get closer to introducing use to Life, rather than Art, which is something separate from Life. [26]

參考書目：

Michael Nyman, Experimental Music: Cage and Beyond (1974/1999)

推薦閱讀：

Carolyn Brown, Chance and Circumstance: Twenty Years with Cage and Cunningham (2007)

The clouds that collect the winter rain
Dissipate to reveal the pale blue air
The gravity of the gray clumps give way
To the white balloons with shining rims

Mercy is the name that resonates
With sights cast upon infinity
Nothingness that amounts to agony
Consuming the calibrating mind to ashes

Yet the reign of the equivocal afternoon sun
Travels through particles and dusts
The table that holds the cups
The lot that holds the cars

Is it not deception that reality fails
Upon the faltering steps of the clock
When we walk on a path that erases itself
Leaving annoyance to laugh at no one

What is good design? You tell us!

http://peoplesdesignaward.cooperhewitt.org/2008/

附帶一提的是這個國家設計博物館連續好幾年都頒贈國家級的National Design Awards，共有九種獎項：Lifetime Achievement、Design Commendation、Design Mind、Corporate、Achievement、Design Patron、Architecture Design、Communications Design、Fashion Design、Interior Design、Landscape Design、Product Design，我覺得是比普利茲克獎更值得注意的設計獎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