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林羅與凱文

世上有許多「儘管天塌下來,也要伸張正義」的基本教義派,但是大多數的我們之所以為凡人,都會認知到等到天真的塌下來的那麼一天,正義其實根本就無處伸張。文學評論家特里林(Lionel Trilling)在馬修阿諾德的文庫版選集(Portable Matthew Arnold)前言中提到這樣黑白分明的截然二分法,其實也是人文主義的一種危機,而「認為社會可以通過思考和修正感性來自我修正」這樣的衝動,也是文字被過度重視的原因。彷彿看透紅塵的他說:
「人文主義最崇尚的社會方面是正義和連續性(justice and continuity)。這就是為什麼人文主義總是面臨矛盾。因為當它談到正義時,它認為人類的狀況是絕對的。然而,當它談到連續性時,它意味著社會不是絕對的,而是務實的,甚至是反常的。它的智慧要求移除所有異常;然而,它的社會連續性理想被它的認知所證實,即摧毀異常的努力,可能會帶來新的、甚至更糟的異常,人類的本性就是這樣。」
Lionel Trilling, introduction to Portable Matthew Arnold, 1949
Colin Rowe的評論者拿以上這段話來討論兩種空間概念。傳統都市的連續性,造成了可供穿梭的狹小巷弄和豁然開朗的都市廣場之間的對比。反觀以汽車為主的現代都市,如柯比意明日城市所預見的「花園中的高塔」,地面層流通開敞的開放空間,和高聳孤立的大樓之間僅由高架道路和人行天橋所串聯。然而都市紋理的斷裂,莫過於此。所以Colin Rowe在《拼貼城市》中大費周章,希望顯示給基本教義派雙方陣營看到,傳統都市的連續性,和現代主義城市的機能性,兩者之間儘管多所碰撞,但是並不是沒有共存的可能,而都市設計常常就是在處理新舊兩者之間的介面。回過頭來看,社會正義的伸張,有時竟然是與社會作為一個整體社群的凝聚力相互違背?
Colin Rowe 是七零年代建築理論開始重新回歸人文學科的代表人物之一,其他如 Robert Venturi 的著作,不僅是建築史回歸核心課程,建築書籍開始借鏡文學和哲學的討論。Aldo Rossi 則是納入許多很堅硬的社會學和地理學,但是那些斷簡殘篇的廢墟平面卻又浪漫無比。他們或許都有自己的盲點,但是單單是這樣的企圖,就足以令人感到欽佩(或暖心)--建築領域終於不再是生硬的工程,也不再跟在繪畫和雕塑的後面,而是在美學上站穩腳步之後,開始建立起自身領域和社會其他部門的連結,建築的人文學科轉向,和人文學科的空間轉向同時進行,雙方終於可以舒服的在一起,確認彼此之間的關係。

但這樣的企圖並不是從頭到尾灑花的粉紅色畫面,多重視角通常是令人困惑、甚至感到混亂而無所適從的。Colin Rowe晚年在瑞士理工學院的課程中,時常喜歡使用的 Calvin and Hobbes(凱文與幻虎?)的漫畫,提到Calvin 突然領悟到立體派繪畫的「多重視角」,但是理解到世界上很多事情都是一體兩面之後,卻受不了突然間從四面八方湧出的過多資訊量,只好強迫自己再回到原來的單一視角,終於可以回到自己的房間,關起門來舒服地活在這個世界中。這也像是以撒柏林所說的,人類可以分為「吾道一以貫之」的刺蝟和「悠遊在不同視角之間的」狐狸。刺蝟可能是降龍十八掌只學了第一招「亢龍有悔」就從頭打到尾,而狐狸總是喜歡到少林寺藏經閣博覽群書,學習各家武林學派。這沒有誰對誰錯的問題,世界上也同時需要刺蝟和狐狸,它們兩者也經常互相吸引。不過兩邊總是有杆格不入的時候,尤其是牽涉到什麼「正義」、「公理」的時候。就算是正義無法伸張,也是只能嘆嘆氣,或是不甘心不服氣,向老天抱怨一下,然後也只能謝天。
當過Colin Rowe學生的Emmanuel Petit又點出,Calvin & Hobbes其實是借自 Jean Calvin和Thomas Hobbes,一位是改革派的法國神學家,另一位是英國保皇黨的政治學家,都是十七世紀的人物,但是神學家超凡入聖又求好心切,政治學家在紅塵中打滾,甚至要把「先發制人」的侵略性行為合理化。這麼說來世界上各個角落無時不是充滿了各位「凱文們」和「霍布斯們」的對話,也像是阿諾德筆下〈文化和無政府主義〉(Culture and Anarchy)之間的差異,三不五時我們就要測量一下「XX與YY的距離」,或是聽一下Joni Mitchell的 Both Sides Now,然後準備迎接Love Actually 的二十週年(!)到來。關於正義的伸張或許永遠不會有結局,我也無法想像絕地與西斯之間的鬥爭可以延長到兩萬五千年,愛你一萬年就很久了。但無論如何,我們總是身處於這個整體社會中,而它的連續性將永遠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