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如劇,人生如戲

by M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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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四年前人生停頓的空窗期間,我在選舉狂潮下每天跟著收看網路上的政論節目。還記得,隨著動人心弦的小提琴演奏的傳統民謠樂音,主持人感性的向鄉親問好,同時比著大拇指強調這是以「台灣主體意識」為優先的談話節目。然而,主體意識(或曰主體性)究竟是什麼?在龐大社會動力的牽引下,歷史潮流的衝激之下,個人的努力究竟是否有其意義?日前閱讀羅森保(Harold Rosenberg)的《行動與行動者:自我的形成》,一本無法歸類的書,卻奇妙地受到吸引,翻閱之下不待細想,好發議論的癖病又生,遂提筆為文以為遣懷。

單純的拆解文字的話,戲與劇或許都來自遠古時期原始宗教的祭典,只是一者煮豆,另一者殺豬。社會儀俗由祭典巫術的理性化演變而來,自不待言;而巫禮分家之後,留下來的即是戲劇。以希臘戲劇的成分而言,一者是上帝的旨意,另一則是命運。如此不免抹除了個人意志的作用,然而這也是「英雄」(hero)的原型:如奧德賽或是伊底帕斯的故事主人翁,即是在客觀力量的拉扯之下開墾自己的未來。這個英雄原型延續到莎士比亞,一直到電影興起之前,戲劇一直兼具大眾娛樂、文學閱讀、以及社會隱喻的功能:從法國大革命到蘇聯十月革命,都有人民行動劇或是前衛劇場,希望以戲劇作為社會的縮小微型,又在戲劇的創作和演出上寄予改造社會的期望。

戲劇和真實世界的混淆(或說隱喻),並不是現代特有的。劇場一直是古典建築理論手冊的重要內容:喜劇、悲劇,都有一定的規範,而好幾代以來的建築師自然也就熟悉劇場設計。十七世紀巴洛克時期的都市設計更把城市視為劇場。問題在於,上帝旨意(或今天所謂的「不可抗拒之因素」)以及命運(因果定律無限上綱的結果)兩者的拉扯之下,人物、主角、演員、或是行動者,該如何自處?或許可以否認外在力量的影響,起而抗之;或者把自己交付給世界,順流而下。聽起來像是儒家和道家的處世哲學的分別。不過即使是道家的無為也不保證天下太平。

有史為證:Adolf Eichmann這位二次大戰期間屠殺無數猶太人的執行統帥在戰後受審的時候,辯護律師採取的策略是把屠殺描述成一股不可抗拒的社會力,而Eichmann只是社會這個大機械裡的一個齒輪。另一關於命運的著名故事則是創立斯多亞學派的希臘哲人齊諾。當齊諾因為僕人犯錯,即將要逞罰他的時候,僕人說:「按照命運,這錯誤是必然會發生的。」齊諾說:「按照命運,我逞罰你也是必然會發生的。」

如此比賽狡辯能力固然不可取,但比對兩千年的歷史偶然,綠色執政,到2004年之後常聽的一句話,「天佑台灣」,其中有諸多令人不安之處:是否英雄不再需要奮戰,抑或選民搖身成為上帝,成為新的「天」?此話一出,彷彿由民主運動退回神聖權利的時代,而作為神話英雄的民進黨人隨著命運的安排(一說選民的鐘擺),從天佑台灣同年年底的國會選舉開始殞落。殞落之後的社會劇場倒是成了荒謬劇。先是夜市圍攻、媒體圍攻,到後來的天下圍攻。

不論是天佑台灣,天下圍攻,或是天下為公,個人的努力奮鬥究竟如何可能?事實上,現代民權意識的萌芽,本來源自主體意識自我懷疑之後的再度肯定,然而在同一枚硬幣的反面,因果與命運的鬆動,也是現代人的焦慮來源。到了二十世紀,社會如劇場的比喻被前衛藝術吸收;而取代上帝和命運的,則是媒體。所謂的媒體作為第四權云云,或許從來只是一個神話, 相反地,媒體成了全民集體狂歡的節慶推手:祭壇上的公眾人物凌遲,宛若原始祭典的血腥、牲殺。這正是桑內特寫作《公共人的殞落》的主旨:人民對公眾事務並非漠不關心,相反地,早在媒體出現之前,人民在公共領域過度暴露了自己的感官情緒,眾人都捲入了一場前所未有的心理劇:影歌星自殺的新聞如此,社會刑案和公共衛生危機如此,政治人物的私人生活也如此。我們尋找的公民與社會之間的關係不是社會學者David Riesman說的《寂寞的群眾》(The Lonely Crowd),而是感情過剩的《公共人的殞落》(The Fall of Public Man)。

然而或許無須太過悲觀,因為正是這公共與私人、真實與戲劇的混淆,帶來上帝與命運掌控之外的希望,也是「遊戲」的社會功能所在。英文說的play,也就是中文所說的一齣「戲」。除了台上台下的瘋子傻子痞子之外,還包括了其中的不確定性,以及遊戲的自發即興特質所包含的生命力。所謂的「事件發生」,也就是 happening and event。行動藝術裡面所稱的「偶發」與「事件」,都是源自荒謬劇場,然而荒謬劇場的目標並不在於劇場,而在於世界本身的荒謬。而因為荒謬,英雄才有了用武之地,有了抗拒的生命力。於是羅森保這位行動藝術的理論奠基者談論個人主體和客觀世界之間的流動關係;也如布爾迪厄說的,個人與社會之間的關係就有如半透明的果凍凝膠,而領袖魅力和藝術感動則在社會結構張起的複雜網絡上往復震動。

從談論「行動」的羅森保到談論「慣習」的布爾迪厄,這個轉折或許有點太快,也或許沒有;的確,也只有超越客觀世界的現實之後,才能幫助我們從情緒的熱潮中冷卻,懷抱著超現實的情懷從事正向的社會建設和社會批評。社會雖然如劇,但是人生如戲,這份理解可以是一種破滅,也可以是一種領悟,而個人的生命力正得以在此間生生不息──此致認識的不認識的諸位好友。

(圖說:提出「殘酷劇場」之說的法國劇作家、演員、兼詩人Antonin Artaud於《聖女貞德》電影中的劇照。Artaud可能是最早提出happening和event這兩個觀念的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