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essay的雜想

by MT

上個週末到華盛頓DC難得見面的朋友家飲酒夜談,席間我拿出帶在身邊的瑞斯曼(David Reisman)的短文集子《個人主義再考》(Individualism Reconsidered and Other Essays, 1954),儘管出版年代有點懷舊,不過對於無謂憂患時下時代知識份子的公共角色的我來說,里斯曼仍然不失為一股溫暖的支持。言談之間不免想到essay這個文類的可愛之處。

據說essay是法人蒙田的發明,法文的essais就是「嘗試」的意思。按蒙田原本的用意,就是選定一個主題之後,事先並不預設架構,一邊寫一邊想,透過寫作的歷程來發掘題材和內容的深度。原本不論是書本或文章都是講究「模型」的,也就是寫作必須依循「經典」的架構。比如說,十五世紀初人文學者不如你布魯尼(Leonardo Bruni)寫作《佛羅倫斯讚歌》(Panegyric to the City of Florence, 1403) 的時候,依循的是羅馬帝國時期的希臘人Aelius Aristides寫的《雅典讚歌》(Panegyric to Athens)。布魯尼把當時的佛羅倫斯比作古代的雅典,號召所謂「文藝復興」的意圖很明顯。散文的出現讓作者得以擺脫古典的束縛,更自由的探索自己的思想和生活體驗。後來培根就效法蒙田也寫了一本散文集,這種強調實際觀察更甚於先驗典範的態度也帶動了歐陸的啟蒙運動。

幾經演變之後,essay在現今英文的一般用法已經成了組織嚴格的「論文」。有時候比較薄的一本書也有人稱為essay,也就是把小書當作一篇長文了。但是,不論長短,essay還是保有它的實驗性質。文章通常只是一個試驗,在有限的篇幅之內兼顧命題、證據、架構、邏輯等各方面因子,嘗試寫成一個短篇論述(或曰故事)。如果試驗成功了,加上作者有時間、有資金的話,再把這篇文章擴張成一本書,使用更精緻的架構、更多的證據、更充分的論證。和文章比起來,寫書並不是一件輕鬆的事情,閱讀也是如此。不論是寫或是讀一篇文章,都比面對厚重的書籍來得容易。有時候厚重經典讀太多了,就會想讀一讀散文集或論文集讓自己的心情放鬆一下。

對讀者來說,閱讀文集也是一種啟發生活的不錯選擇,在作家裡面,也有所謂essayist的職業,最接近的中文翻譯大概就是「散文家」。然而英文的essay兼具「散文」和「論文」的意思,這種時而鬆脫,時而嚴謹,時而傳情,時而論說的文體,似乎找不到適合的中文翻譯。是否可以稱為「散論」?想來想去,浮現腦中的竟然是含有貶意的「雜文」,但是我卻滿喜歡讀雜文的,其中又以魯迅為最,比如談論魏晉文人吃藥酒服五石散的那篇文章,或是極盡揶揄能事的〈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另一個有點像essay的文類是「筆記」,這讓我想到背負歷史重擔的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和《山居筆記》。幾乎有名的作家都寫得一手好的essay,比如伍爾芙(Virginia Woolf)的〈論疾病〉(On Illness)。如果要講當代比較著名的essayist的話,老一點的如George Vidal,或是年輕一點的Christopher Hitchinson,都算是身跨文學政治的兩棲作家。比較專門一點的領域,例如親冶風土地景的傑克森(J. B. Jackson),鑽研都市史和都市問題的孟福(Lewis Mumford)。建築方面的essayist竟然不少,或許是因為各大報都有常設的建築評論家。如果評論家不算的話,維德勒(Anthony Vidler)和柯寬恩(Alan Coulquhoun)是我滿喜歡的。但是如果真要選出我最喜歡的essayist的話,當然是首推才氣縱橫的蘇珊宋坦(Susan Sontag)。宋坦的文筆總是令人驚豔,內容創見更是無話可說。《論攝影》、《反對詮釋》、《土星的象徵之下》、《疾病及其隱喻》,都是傳世之作。

散論可長可短,可以親切可以犀利,這種彈性似乎成了知識份子參與公共事務的最佳利器。龍應台只要一寫文章就會進入轉寄信的輪迴,以前還會掀起筆戰。在百家爭鳴的民初中國,前前後後發行的雜誌刊物就不下三千種,到現在歷史學者還消化不完。有人說以前的學者比較好當,例如特里林(Lionel Trilling)寫個幾篇文章收集成書,就可以到哥倫比亞大學教書。但是這也顯示了以前的知識份子常常是公共言論的主角,因為他們的文筆都是雅俗共賞。開頭談到的瑞斯曼(David Riesman)或許較少為人知,不過也有點類似,在寫完《寂寞的群眾》之後似乎就少有大部投的著作,不過在60年代的美國學運裡面他是一個重要的聲音。比如在《個人主義再考》的集子裡面〈快樂少數的倫理〉(The Ethics of We Happy Few),他談到知識份子必須要有「失敗的膽」(nerve of faliur),以免他被擊垮的時候不致於在道德的祭壇上粉身碎骨。讀過之後,就像是失去勇氣的獅子有了膽,沒心腸的機器人找回他的心。學術工作目標是在生產「典論」,過程實在枯燥繁瑣,於是「嘗試寫散論」除了是表達意見的管道和工具之外,也成了學者從知識工人變成公共知識份子的愛情靈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