暫別柏拉圖

by MT

在偶然的機緣下在草祭二手書店買了中文版的《偶然、反諷與團結》(Contingency, Irony, and Solidarity)。幾年前翻閱同一個作者Richard Rorty寫的《哲學和社會希望》(Philosophy and Social Hope)的時候,發現該書題獻給維吉尼亞大學,才知道這位實用主義哲學大家原來曾經是敝校的鎮校之寶。據說他對建築學院若干老師的影響也不小。很慚愧的是在美國的十年之間我不曾有機會詳讀他的文章或書籍,回到台灣之後藉著中譯本之便(徐文瑞先生翻譯得很不錯),才得以在閒暇之餘讀了前言和第一章。

「真理是製造出來的,而不是被發現的。」這本書開宗明義地提出一個看似虛無而帶有相對主義味道的命題。羅狄的狡黠之處在於他並未捍衛這個命題,而是暫時把真理束之高閣,因為歷史告訴我們真理的追求並未帶來人類的幸福,而是族群、國家和宗教之間不斷的迫害、爭戰和殘殺。羅狄雖然是個哲學家,但是我喜歡他的歷史敏感度。歷史不是命運,只是偶然,因此追求公義和自由的人類,也只能把過往世界發生的諸事和諸多的弄巧成拙視為諷喻的警世醒言。

羅狄不只把文學的反諷修辭格提升為一種哲學姿態,同時也化解了啟蒙精神裡的科學基本教義。以他的說法是,科學和文學其實都不過是嘗試描繪世界的不同語言,兩者的發展同時也都是語言的創新過程。反過來說,二十世紀試圖以語言代替心靈和意識成為哲學探索的主題,這種「語言學的轉向」不過只是觀念論把意識加以神話的二十世紀翻版而已。以我目前進行中的研究來看,羅狄主張「語言不再只是一種媒介」也給我很大的啟發。主張語言不再是自我內在的「表現」,也不再是外在世界的「再現」,也就是麥克魯漢說的「The medium is the message」。

於是,「語言是否具有透明性,是否能夠勝任表現或再現的任務」這個問題就不再那麼的重要。藉由語言學家Donald Davison的幫助,羅狄指出語言不過是「我們對身邊的人目前所作出的雜音和記號的暫時性理論(passing theory)。」而「如果兩人要透過說話來了解對方,則他們所需的乃是在一句接著一句的交談中,使他們的暫定理論相合一致的能力。」這就好比說兩個對話中的個體,並不是在一個既定的語言系統中泅泳掙扎,求得彼此對於某個內在真理的理解,而是把語言當做自我的延伸,把說話當做是昆蟲伸出觸角或是犬貓彼此嗅聞的探索過程,在交換的過程中逐漸取得同情和理解。

我聯想到基督教文化和希臘羅馬的異教文化在文藝復興時期能夠彼此共存,也就在於柏拉圖相信獨立於世界表象之外有一個內在真實的本性(曰ideal或form),這個觀念藉由新柏拉圖主義轉嫁到耶和華身上了。如此一來,如果我們向柏拉圖式的愛情說再見,是否同時也就闊別了基督教文化?(但是這樣的交易划算嗎?)在柏拉圖勾勒的理想國中,哲學家應該當國王,而只會模仿現實的詩人應該驅逐出境。然而羅狄說:「把『內在本性』丟掉,[便]能夠勇敢果決地承認語言的偶然性。」兩千多年來詩人和哲學家的爭戰中,詩人又扳回一城,因為按此說法,不論哲學或科學,和文學一樣都只是一種尋求新語言的探索。

面對這份「不可承受之輕」,不知為何我感到一份篤定。承自詹姆士William James和杜威John Dewey的實用主義哲學智慧在於:當我們從命運的應然、道德和自然定律的應然中解放出來之後,面臨的其實不會是一個無序、混亂的社會,而是比較像伍迪艾倫最近的電影《Whatever Works》那般的豁達卻又實際。在羅狄看來,抱持如此觀念的人類,更有可能邁向共同團結的和平前景。所以他說:

法國大革命以來政治烏托邦主義者所覺察到的,不是有一個持存的根本人性一直被「不自然的」或「非理性的」社會制度所遏制或壓抑著;而是變動不居的語言和其他社會實務,可以產生一種不曾存在過的人類。德國觀念論者、法國大革命家、浪漫主義詩人共同隱約地察覺到:凡歷經語言的改變,不再把自己視為必須向某種非人的權力負責的人,終將變成一種新的人類。

超越了理性和感性、自然和不自然的分野之後,我們能夠想像的新世界是什麼樣子?我的腦子裡面浮現出許多奔放的榮景。然而如果要談我不熟悉的政治學,只怕各位笑我想像力太過豐富;如果要談啟蒙之後的城市建築或是蘇珊桑塔格筆下的感官藝術,又是另一個話題。那麼我還是回到我的生活中去趕稿還稿債吧。

附圖:理查羅狄攝於維吉尼亞大學校園核心區的Academic Village。

也請參考哈伯瑪斯為羅狄寫的訃文:

Philosopher, Poet, and Fri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