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景的復甦 —評介一本地景建築的文選 (下)

by MT

Part II

讀到這裡,喜好思辯的讀者不免要提出疑問:難道做設計一定要依附在某種思潮或學派?難道身為「設計師」一定要跟隨某種風潮時尚?類似的問題由澳斯大利亞的華人學者史坦先生(Stanislaus Fung, 中名馮仕達)提出來,特別讓我們感到切身的相關性。他在文章接近尾聲的時候問道:

「景觀需要理論嗎?」「景觀需要理論內在嗎?」「你認為景觀應該與其他外在領域的資源共同發展嗎?」面對這些問題的大多數時候,我覺得非常困惑,甚至無言以對,因為與此同時,景觀建築的文化施為(cultural agency)鮮少有人提及。我想問:「為什麼我們不針對這些問題背後所隱含的文化背景提問呢?為什麼這些問題看起來似乎在邀請我們辯論,根本上(in principle)某些東西是否是需要的呢?為什麼我們不能說清楚困境,並且質問,在沒有「理論」的概念支持下,這些困境是否已經(或者可能)有效地加以解決呢?[148]

史坦先生的這些提問引發我的第二個感想,也就是地景的文化觀點。歐洲和亞洲作為長期間人類的活動舞台,對於地景的觀點和美國有著根本的不同。在層疊的環境變遷和歷史更迭的交錯互動中,銘刻在地景上的人文成分非常濃厚,就像是反覆塗寫的複寫本(palimpsest),而不是像美國中西部那些毫無人煙的原始自然。由這樣的地景文化觀引申出來的是 一種對話的觀念,或是有人所謂的辯證的地景(dialectical landscape)。

地景如果會說故事的話,它的故事必然是屬於時間的進程,是生生不息的對話,而不是平躺的白紙黑字。就像是蘇格拉底說,寫成的文字(written text)就像圖畫一樣,不論你問它什麼問題,它也只能一再的重覆自己。文字和繪畫一樣,都只是現實世界的「陰影」。跟隨著陰影的腳步,你永遠也無法獲得外貌和表象背後的道理。蘇格拉底進一步說,花園裡面的盆栽其主要目的不在於結果和繁殖,而在於休閒和觀賞。風景和花園的美學,是建立在自然的生長、毀滅和重生的動態過程中。所以不識趣的蘇格拉底認為就算「文學的花園」(the garden of literature)是高貴的消遣,終究也只是個消遣罷了。真正值得注意的是眼前發生的,活生生的會話(animate speech)。***

把景觀設計當作一種對話,也就包括了人與人之間,以及人和自然之間的對話。前者如史坦先生提出的示範,是藉由Rem Koolhaas的寫作和明朝文人計成寫作的《園冶》等文本的交錯閱讀,試圖打破設計的國界,穿梭在不同文化之間。編者角落先生也在前言提出,把各界對於地景研究的興趣重燃其實就是一種「批判性的文化實踐」。畢竟設計專業和文學、美術等純藝術(high arts)領域不同,作為文化實踐的地景設計觀,也就和現代建築運動一樣染上了一抹「行動主義」(activism)的色彩。因此當我們讀到角落先生引用了左派學者W.T.J. Mitchell的對於風景作為一種意識形態的批評,也無需感到訝異:

我們知道自從[John] Ruskin的年代開始,風景作為一種美學的對象,從來就不是自我滿足或不受打擾的沈思的場所;相反地,它必然是歷史、政治和美學對於寫在土地上的暴力和罪惡的警醒焦點,經由凝視的眼睛而投射在外。我們的知道,從[J.M.W.] Turner–或者[John]Milton–的時代開始,這隻邪惡眼睛的暴力就與帝國主義和國族主義緊緊相連。我們現在知道的是,風景自身就是遮掩和自然化(naturalize)這些罪惡的介質。[11]

米歇爾先生提到的John Ruskin是整個十九世紀美學的奠基者,受到他啟發的,除了中央公園設計者Frederick Law Olmsted和Calvert Vaux之外,當然還有工藝美術運動和新藝術的成員,如William Morris, Philip Webb, Victor Horta等設計師和建築師。米歇爾質疑風景和設計師對於自然元素的借用,等於是質疑整個浪漫主義運動的外顯媒介,自然有其承襲自社會學(尤其是法蘭克福學派)的批判意味。當然,對於「現代性」的批判原本就是前衛藝術的養分,不過雖然有不少現代景觀建築師努力拓展,因為種種因素(比如說材料和成品太過相似、比如說發散的外部空間不易掌握)景觀建築專業在整個前衛藝術的論述中卻一直處於隱性的邊緣。這些關於現代主義和現代性的討論,直到1990年代才再度在專業論述中浮現,成為角落先生把理論和實踐串聯起來的一個利器。

從社會批判的觀點來切入,我們發現若要檢討人和自然之間的對話的時候,問題並沒有那麼單純。景觀設計師和藝術家、甚至建築師不同的問題(或者說挑戰)在於,他同時介入了好幾個的戰線,除了形式表現和社會價值之外,還有生態和環境的議題(雖然說今天也沒有什麼行業可以隨意輕忽生態和環境議題)。角落先生的創見在於他把景觀建築定義為文化議題之後,並不像一般人的習慣開始談論文化和自然之間的「平衡」或「和諧」。相反地,他以一種社會學者慣常的語調說,「[風景]的明顯天真和理想主義,常常遮蔽了其背後潛在的目的,也隱藏了社會的不平等和持續的生態破壞。(Its apparent innocence and idealism can often mask hidden agendas and conceal social inequities and ongoing ecological destruction.)」他甚至公然挑戰環境主義者,指出把環境等同於自然、將自然劃分在文化之外的環境觀點也必須為目前的困境負一份責任:

不幸的是,環境論的倡導者繼續關注他們認為存在於文化之外的客觀自然。如此一來,他們無法考慮到整個世界的建構性(constructedness),其作為文化觀念的圖式化和統治性。由於錯誤設想環境(連同其效應和混亂)都存在於文化世界之外而非內部,環境論者常常只能修復或是終止既成的損壞;但是對於我們存在世上、在世間活動的文化取向(其實是環境問題的首要根本)相對上卻少有改變。這就好像僅在皮膚表面縫合傷口會帶來更大的後遺症一樣,持續修補問題是值得稱頌的善意行為,但是這種作為並無法處理問題的根源。[3]

個人並不認識角落先生,但是熟識他的朋友大概能夠想像他說這段話時候的孤傲神情。說白話一點,在私底下他的學生或許都聽過不要把自己的行業當作是在「幫建築師收爛攤子」的「鼓勵」話語(比如說種樹把醜陋的房子擋住,或是用公園綠地來抵消建設開發的罪孽)。從比較犬儒的角度來看,當然可以說角落以上這ㄧ席話和這一整本文集,不過是設計師本身為了招攬生意和自抬身價的美麗修辭。而角落個人對於漂亮的圖面表現和新穎的設計外形的堅持,在日後High Line和Fresh Kills Landing等案子也都不證自明。然而我們也不能否定文章作者開創景觀設計論述的敏感度和思考深度,以及如地理學家考斯果夫重新定義地景的文化意義的努力。

終歸來說,角落先生在前言說到≪地景的復甦≫這本書的重點是在於「策略性的效用」(strategic efficacy),而不是追尋新的美學風格。本書希望讀者不只要注視現況的困境,還要看到導致目前困境的背後價值觀。不只要注重外形和結果,同時要揭發如何肇生造成眼前狀貌的過程、作用和方法。雖然人的一生不致於說是「個性決定命運」,但是設計絕對是的「方法決定結果」。甚至可以說方法即結果,過程即產品。

所以誰會想要閱讀這本書?除了在留學生人手一本努力學習流行字彙buzzwords之外,關心文化地景、環境議題、和設計美學三者之間的拉扯張力的人,相信也都能夠從中獲得養分。而本書的作者群挑戰視覺取向、靜態觀賞、去除文化內容的風景觀念,努力把我們的視野導向腳下的土地、每個基地的獨特性質和人文厚度的企圖,也都值得我們細心的體會和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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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蘇格拉底提出的garden作為「生命對話」(animate speech)的觀點,出自於柏拉圖的《斐多篇》(Phaedrus),我的理解則來自於Robert Pogue Harrison, Gardens: An Essay on the Human Condition. (2008) (感謝以旺同學的贈書)。其中視繪畫和文字為陰影的觀點,也可以和角落先生在前言所提出的The dark side of landscape做一比較。

PS. 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在2009年出版了這本書的簡體版,書名翻譯為≪論當代景觀建築學的復興≫。對於這個譯本我有很多「混合的感覺」,日後當另外寫一篇「譯評」來討論一下翻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