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llumination of What

". . . the light, being eternal and limitless, cannot be turned off. Shut your eyes." Flannery O'Connor, Letter to "A."

Category: sustainability

The Garden [Thanks Christ for the Bomb]

 

My garden is all overgrown and the weeds are creeping up on my home,
Grass has grown over two foot high and the trees are blocking out the sky.
French windows won’t open any more from the moss that’s grown outside the door,
Hundred birds are nesting in the trees, looks like a wild-life sanctuary.

But I’m not going to cut a single blade of grass, my garden will look just like the distant past,
Before the days of agricultural land, before the time when pebbles turned to sand.
When I leave this house I’m going to stay, I’m forsaking my comforts to live another way,
Get my clothes from heaps, my food from bins, my water from ponds and have tramps for all my friends.

The Groundhogs, “The Garden,” Thank Christ for the Bomb

from Lanier Anderson on Sartre’s Existentialism, radio show episode aired on April 14, 2009 in Robert Pogue Harrison’s Entitled Opinions (about Life and Lit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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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景的復甦 —評介一本地景建築的文選 (下)

Part II

讀到這裡,喜好思辯的讀者不免要提出疑問:難道做設計一定要依附在某種思潮或學派?難道身為「設計師」一定要跟隨某種風潮時尚?類似的問題由澳斯大利亞的華人學者史坦先生(Stanislaus Fung, 中名馮仕達)提出來,特別讓我們感到切身的相關性。他在文章接近尾聲的時候問道:

「景觀需要理論嗎?」「景觀需要理論內在嗎?」「你認為景觀應該與其他外在領域的資源共同發展嗎?」面對這些問題的大多數時候,我覺得非常困惑,甚至無言以對,因為與此同時,景觀建築的文化施為(cultural agency)鮮少有人提及。我想問:「為什麼我們不針對這些問題背後所隱含的文化背景提問呢?為什麼這些問題看起來似乎在邀請我們辯論,根本上(in principle)某些東西是否是需要的呢?為什麼我們不能說清楚困境,並且質問,在沒有「理論」的概念支持下,這些困境是否已經(或者可能)有效地加以解決呢?[148]

史坦先生的這些提問引發我的第二個感想,也就是地景的文化觀點。歐洲和亞洲作為長期間人類的活動舞台,對於地景的觀點和美國有著根本的不同。在層疊的環境變遷和歷史更迭的交錯互動中,銘刻在地景上的人文成分非常濃厚,就像是反覆塗寫的複寫本(palimpsest),而不是像美國中西部那些毫無人煙的原始自然。由這樣的地景文化觀引申出來的是 一種對話的觀念,或是有人所謂的辯證的地景(dialectical landscape)。

地景如果會說故事的話,它的故事必然是屬於時間的進程,是生生不息的對話,而不是平躺的白紙黑字。就像是蘇格拉底說,寫成的文字(written text)就像圖畫一樣,不論你問它什麼問題,它也只能一再的重覆自己。文字和繪畫一樣,都只是現實世界的「陰影」。跟隨著陰影的腳步,你永遠也無法獲得外貌和表象背後的道理。蘇格拉底進一步說,花園裡面的盆栽其主要目的不在於結果和繁殖,而在於休閒和觀賞。風景和花園的美學,是建立在自然的生長、毀滅和重生的動態過程中。所以不識趣的蘇格拉底認為就算「文學的花園」(the garden of literature)是高貴的消遣,終究也只是個消遣罷了。真正值得注意的是眼前發生的,活生生的會話(animate speech)。***

把景觀設計當作一種對話,也就包括了人與人之間,以及人和自然之間的對話。前者如史坦先生提出的示範,是藉由Rem Koolhaas的寫作和明朝文人計成寫作的《園冶》等文本的交錯閱讀,試圖打破設計的國界,穿梭在不同文化之間。編者角落先生也在前言提出,把各界對於地景研究的興趣重燃其實就是一種「批判性的文化實踐」。畢竟設計專業和文學、美術等純藝術(high arts)領域不同,作為文化實踐的地景設計觀,也就和現代建築運動一樣染上了一抹「行動主義」(activism)的色彩。因此當我們讀到角落先生引用了左派學者W.T.J. Mitchell的對於風景作為一種意識形態的批評,也無需感到訝異:

我們知道自從[John] Ruskin的年代開始,風景作為一種美學的對象,從來就不是自我滿足或不受打擾的沈思的場所;相反地,它必然是歷史、政治和美學對於寫在土地上的暴力和罪惡的警醒焦點,經由凝視的眼睛而投射在外。我們的知道,從[J.M.W.] Turner–或者[John]Milton–的時代開始,這隻邪惡眼睛的暴力就與帝國主義和國族主義緊緊相連。我們現在知道的是,風景自身就是遮掩和自然化(naturalize)這些罪惡的介質。[11]

米歇爾先生提到的John Ruskin是整個十九世紀美學的奠基者,受到他啟發的,除了中央公園設計者Frederick Law Olmsted和Calvert Vaux之外,當然還有工藝美術運動和新藝術的成員,如William Morris, Philip Webb, Victor Horta等設計師和建築師。米歇爾質疑風景和設計師對於自然元素的借用,等於是質疑整個浪漫主義運動的外顯媒介,自然有其承襲自社會學(尤其是法蘭克福學派)的批判意味。當然,對於「現代性」的批判原本就是前衛藝術的養分,不過雖然有不少現代景觀建築師努力拓展,因為種種因素(比如說材料和成品太過相似、比如說發散的外部空間不易掌握)景觀建築專業在整個前衛藝術的論述中卻一直處於隱性的邊緣。這些關於現代主義和現代性的討論,直到1990年代才再度在專業論述中浮現,成為角落先生把理論和實踐串聯起來的一個利器。

從社會批判的觀點來切入,我們發現若要檢討人和自然之間的對話的時候,問題並沒有那麼單純。景觀設計師和藝術家、甚至建築師不同的問題(或者說挑戰)在於,他同時介入了好幾個的戰線,除了形式表現和社會價值之外,還有生態和環境的議題(雖然說今天也沒有什麼行業可以隨意輕忽生態和環境議題)。角落先生的創見在於他把景觀建築定義為文化議題之後,並不像一般人的習慣開始談論文化和自然之間的「平衡」或「和諧」。相反地,他以一種社會學者慣常的語調說,「[風景]的明顯天真和理想主義,常常遮蔽了其背後潛在的目的,也隱藏了社會的不平等和持續的生態破壞。(Its apparent innocence and idealism can often mask hidden agendas and conceal social inequities and ongoing ecological destruction.)」他甚至公然挑戰環境主義者,指出把環境等同於自然、將自然劃分在文化之外的環境觀點也必須為目前的困境負一份責任:

不幸的是,環境論的倡導者繼續關注他們認為存在於文化之外的客觀自然。如此一來,他們無法考慮到整個世界的建構性(constructedness),其作為文化觀念的圖式化和統治性。由於錯誤設想環境(連同其效應和混亂)都存在於文化世界之外而非內部,環境論者常常只能修復或是終止既成的損壞;但是對於我們存在世上、在世間活動的文化取向(其實是環境問題的首要根本)相對上卻少有改變。這就好像僅在皮膚表面縫合傷口會帶來更大的後遺症一樣,持續修補問題是值得稱頌的善意行為,但是這種作為並無法處理問題的根源。[3]

個人並不認識角落先生,但是熟識他的朋友大概能夠想像他說這段話時候的孤傲神情。說白話一點,在私底下他的學生或許都聽過不要把自己的行業當作是在「幫建築師收爛攤子」的「鼓勵」話語(比如說種樹把醜陋的房子擋住,或是用公園綠地來抵消建設開發的罪孽)。從比較犬儒的角度來看,當然可以說角落以上這ㄧ席話和這一整本文集,不過是設計師本身為了招攬生意和自抬身價的美麗修辭。而角落個人對於漂亮的圖面表現和新穎的設計外形的堅持,在日後High Line和Fresh Kills Landing等案子也都不證自明。然而我們也不能否定文章作者開創景觀設計論述的敏感度和思考深度,以及如地理學家考斯果夫重新定義地景的文化意義的努力。

終歸來說,角落先生在前言說到≪地景的復甦≫這本書的重點是在於「策略性的效用」(strategic efficacy),而不是追尋新的美學風格。本書希望讀者不只要注視現況的困境,還要看到導致目前困境的背後價值觀。不只要注重外形和結果,同時要揭發如何肇生造成眼前狀貌的過程、作用和方法。雖然人的一生不致於說是「個性決定命運」,但是設計絕對是的「方法決定結果」。甚至可以說方法即結果,過程即產品。

所以誰會想要閱讀這本書?除了在留學生人手一本努力學習流行字彙buzzwords之外,關心文化地景、環境議題、和設計美學三者之間的拉扯張力的人,相信也都能夠從中獲得養分。而本書的作者群挑戰視覺取向、靜態觀賞、去除文化內容的風景觀念,努力把我們的視野導向腳下的土地、每個基地的獨特性質和人文厚度的企圖,也都值得我們細心的體會和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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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蘇格拉底提出的garden作為「生命對話」(animate speech)的觀點,出自於柏拉圖的《斐多篇》(Phaedrus),我的理解則來自於Robert Pogue Harrison, Gardens: An Essay on the Human Condition. (2008) (感謝以旺同學的贈書)。其中視繪畫和文字為陰影的觀點,也可以和角落先生在前言所提出的The dark side of landscape做一比較。

PS. 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在2009年出版了這本書的簡體版,書名翻譯為≪論當代景觀建築學的復興≫。對於這個譯本我有很多「混合的感覺」,日後當另外寫一篇「譯評」來討論一下翻譯。

地景的復甦 —評介一本地景建築的文選 (上)

 

世人有云,不要指望設計師去讀沒有彩色圖片的書,然而我希望大家都能了解這樣的刻版印象是不健康也不正確的。今天想從設計師的角度來和各位分享一本書,相信是許多人都耳熟能詳的《Recovering Landscape: Essays in Contemporary Landscape Architecture》(暫譯「地景的復甦」)。

 

Part I

那天在中壢客運上讀著Recovering Landscape,過了站還不曉得,舉頭望去已是空曠的市郊,下車之後只得在綿綿細雨中往回多走了五分鐘,希望學生不會在意我稍微的遲到。之所以讀到忘我,是因為除了一、兩篇經常反覆參考的文章之外,可以說已經將近十年沒有認真讀這本書了。臨出門前隨手一抓,卻在路上讀得出神。這種感覺就好像是和老朋友敘舊,有一些熟悉的老故事是永遠不會感到厭煩的,卻也有些故事散發出以前不曾知道的新鮮感。

這幾年來 landscape architecture在美國的專業能見度不斷提昇,包括去年在MoMA紐約現代美術館的Second Wave of Modernism II學術研討會,以及本書的編者角落先生(James Corner)所參與設計的New York High Line的落成,這些專業內論述和執業的豐富性,以及大眾媒體的關注,可以說是由這一本 Recovering Landscape 首開風氣。二十多年來這類關於景觀建築領域內在學思演變的綜合文集也出了好幾本,從90年代初期的The Meaning of Gardens和Modern Landscape Architecture: A Critical Review,到近年來的Site Matters、Large Parks、Landscape Urbanism Reader等等。雖然大家都在期待景觀建築專業內能夠出現類似建築界的Peter Collins和Reyner Banham這類深刻的思想家來統整modern landscape architecture的思想變遷史和專業社會史,然而這樣的石破天驚之作似乎還沒有問世。在那之前,要找一本承先啟後的理論書籍,這本≪Recovering Landscape≫應該還是最值得推薦的。其中的一些感想和遐想整理如下。

第一個訝異之處是這本書其實比較偏重歐州的觀點。好幾位主要的作者都是歐洲的設計師:法國、丹麥、瑞士都有,也有荷蘭和德國的建築學者,以及英國的地理學者Denis Cosgrove。另外值得我們注意的是澳洲的建築學者馮仕達(Stanislaus Fung)先生,當然北美的作者也都是一時之選。

設計師寫的文章都像是詩,這樣的說法當然也包含了詩的精準和敏銳度。就以瑞士設計師Georges Descombes來說,他理想中的設計能夠「顯現那些難以覺察或是隱沒消失的力量,能夠產生詭異的感受,創造不同注意力、不同視角、不同情感的來源。」他也認為,地景設計其實說穿了就是對於現存體系的一種干預,而「地景干預的困難之處在於,如何突顯某些力量,進而創造新形式、創造新的感受和聯想?近年來,我對於土地的變動和游移興趣濃厚,特別是對於地景體驗的興趣,更甚於建築物和物件的固定性質。因此,我從臨時性的角度來看待我的工作,有如生產和轉化那些想像營造物的連續形塑歷程:天氣、季節、光線、生長、侵蝕、沈積。」* Descombes在日內瓦湖畔設置的「瑞士之路」(Swiss Way),便顯現出這份謹慎保護地方特質,卻又勇於運用身外的地景來發掘內在體驗的態度。

Descombes這篇近乎抒情文的文章,不禁引發我的遐想:在二十一世紀綠色思潮蔚為風尚的今天,地景設計師是否和建築師一樣生來就帶有「破壞性創造」的原罪?地景設計師的角色是什麼?

當年景觀設計師從建築師學習機能的畫分和三維空間的序列體驗的同時,並未失去那一份對於生態、地質和地形的敏感度。然而在形式表現上,許多優秀的設計師一路走來,畢竟一直處於探索的階段。到了Recovering Landscape這本書出版時的二十世紀末葉,學院內的地景設計師繼現代建築運動的機能主義之後,也逐漸走出Peter Walker唯美極簡的純藝術觀,以及Martha Schwartz的普普反諷的具象物件等「巨人的陰影」,進而發展出一套自己的設計法和語匯。比如法國設計師如Christopher Girot提出地景建築的四個「痕跡觀念」(trace concept)分別是:「著陸」(landing) ,不攜帶便宜資訊與偏見的直感式的初次陌生基地探險;「扎基」(grounding) ,經由不斷地拜訪與探究來閱讀基地、體會基地;「尋獲」(finding) ,以你的洞見在基地上尋獲獨特的、具體明確的、難捉摸的某事某物;「建立」(founding),爲基地引入新的、可見的與隱匿的、恆久的與瞬時的事物。**或者是Sebestien Marot重整基地的四項原則:「追憶」(anamnesis)、「準備」(preparation)、「三維序列」(three-dimensional sequence、「關係構成」(relational structuring)等等,都一再挑戰了我們何謂 landscape 的習慣認知和操作方法。

這些方法的共同媒介,或許就在於設計師對於動態的、不可見的歷程和作用的共同重視。書中好幾位作者專注在繪圖、攝影、製圖、表現法、呈現和再現等議題。從Steen Hoyer的〈物換星移〉(Things Take Time, Time Takes Things)、Charles Waldheim從航照圖的解讀來談論、Denis Cosgrove探討幾何學和地球的形象、角落先生說的「心象操作」(Eidetic Operations)對於拼貼和意象的探討等等。機能和形式之間,不再是單純的單一對應關係,而是類似Alex Wall所提出的,空間機能的留白。這種program和form之間的脫勾,進而解放了空間的實用任務和形式的歷史包袱,讓地景自身的個人體驗得以浮現出來。

在這種觀點下的設計行為,也就是比較接近化學或生態學探討外力或外來元素對於既有平衡狀態的干預(intervention),設計的過程,就像是現成體系受到擾動之後,元素、物種和環境之間關係改變,進而重新趨近的新平衡。每個地方和每個人一樣,都是獨ㄧ 無二的;換句話說,每個人對於同一個地方的閱讀以及其背後的價值觀也都不一樣,卻同樣值得檢討和查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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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引用的書本內文主要來自筆者的翻譯,其中部分譯法也參考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的譯文。

**關於Girot的重要性以及他所提出的景觀建築的四個「痕跡觀念」(trace concepts)得助於吳樹陸老師的歸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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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自然美景和國家公園為傲的美國,同時也是荒野觀念的起源地。1855年梭羅在麻州康考德的林間散步時,開始細數周圍看到的各種動植物。他發現美國東北九州統稱的新英格蘭(New England)內的野生動物數量比兩百多年前殖民者所記述要少得太多。他把物種的銳減歸咎於人性和世界的墮落,同時在他的日記裡面寫下:「當我想到高貴的動物在此地被處決──豹、狼、山貓、狼獾、美洲獅、花鹿、麋鹿、水獺、火雞等等──我不禁深感自己居住在一片被馴化、閹割之後的地景裡。……和我進行對話的,豈不是殘缺不全的自然?」梭羅認為歐洲移民將美洲地景的「荒野」轉化成為向歐洲的農業聚落地景:一望無際的麥田和風吹草低見牛羊的牧場。在新移民的眼中,先前的美洲就像是上帝賜予的流著牛奶與蜜的新天堂。然而,由野蠻進入文明之後所產生的荒野鄉愁,並沒有多數人想像般的單純。歐洲新移民眼中的美洲荒野,其實是另一種人造地景,有其隱藏的秩序所在。要真正認識這片地景,必須小心地檢視歐洲殖民者眼中的誤解,同時遙想哥倫布登陸之前的美洲可能是什麼狀貌。 圖說:費迪南國王望向大西洋的另一端看著哥倫布登陸西印度群島。 (很久沒貼文了,容我灌水一下。這篇文章刊登在2010年12月號的《綠雜誌》,這裡節錄的是第一段。)

在地烏托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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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幾年在美國生活來並沒有刻意的旅行,只是在拜訪不同城市的時候,會稍微注意一下附近有什麼經典的設計案例,然後會去走一走,拍個照記錄一下。一直到最近我才了解到,不知道是有意還是無意,有好幾個拜訪過的地方在冥冥之中竟然都有一些牽繫。

這個領悟首先是由Forest Hills開始,那是前年拜訪朋友在Queens(紐約市皇后區)的公寓時候,順道過去看一看的。想到那裡層層疊疊的紅瓦石牆、老虎窗、厚重浪漫的鐘樓,我就覺得像是從故事書裡面跳脫出來的童話世界,也呼應的它的名字「森林之丘」(有那麼一點日本味)。不過關於這個地方的記憶,首先進入我腦海中的卻是入秋時候的溫暖陽光,透過樹叢的枝椏在映照在入口附近其實比較像是公園綠地的水滴形分隔島。接著想到的是彼此連在一起排排站的街屋,而家家戶戶門前都有著圍牆,裡面則是繁花盛果的庭院。另外一個地方則是兩年前暑假因為研究興趣的偶然交集,和某位師長一同拜訪的馬里蘭州的Greenbelt(整個town就叫做「綠帶」,意思夠清楚了吧!)。建造於1930年代羅斯福總統新政時期精緻小巧的現代公寓,各自簇擁成群,蜿蜒優雅的車道和水邊的湖光山色,也頗令人嚮往。第三個地方是念碩士班時的遙遠記憶了(那時我還沒有買數位相機,夠遙遠了吧)。記得我們全班在田野課的時候拜訪應用生態學的老師在山上的木屋,老師帶著我們健行,沿著阿帕拉契山的山脊在Appalachian Trial上面走了一個多小時。冬天的樹林非常空曠,記得老師帶我們去看了一個蛇窩,卻沒有看到蛇,在某些路段我們可以在稀薄的空氣之下同時看到左右兩側的視野。維吉尼亞州的山嶺雖然遼闊,但是不太能以壯觀來形容,而是屬於那種虛無飄渺的遙遠。

Neighborhodd-Unit這些地方儘管都不太一樣,但是共同點都是背後支撐、塑造這些地方的觀念,或許可以稱為「地域主義」(regionalism),但是這裡我指的特別是美國區域規劃協會(Regional Planning Association of America, 簡稱RPAA)這個組織在二十世紀初展現的各種理想、熱情、和實踐成果。很多人會以「田園城市(garden city)」來稱呼他們的理想,這和某個英國人在某一年寫的一本書的第二版書名有關係,但是其實田園城市的淵源和美國也很深,甚至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紀紐約中央公園的設計者歐姆斯德在芝加哥規劃的Riverside這個郊區城鎮。而二十世紀初建造的Forest Hills,則是歐姆斯德的義子和侄子共創的事務所Olmsted Brothers所設計規劃,一直是RPAA談論「鄰里單元」(neighborhood unit) 時候的社區規劃經典教材。比如說他們認為一個社區最好不要超出半徑四分之一英哩(四百公尺)的範圍,接著把學校或教堂這類的公共設施放在地區內的中心位置,而社區內的馬路則必須訂出道路層級:周圍的主要幹道highway要寬廣筆直,讓車流順暢。內部的collector street則要彎曲狹小,才能減緩車行速度,這一切都是為了塑造一個對行人比較友善的步行空間。這樣的鄰里單元在Greenbelt的時候似乎就沒有那麼明顯了,整個Greenbelt的很大,裡面應該就有好幾個社區,對外沒有公共運輸,很明顯就是以汽車為主角的城鎮生活,從公共到私密之間的各種空間層次也沒有Forest Hills那麼分明。但是即使是如此,在裡面還是不時可以見到人行步道穿越馬路下面,成為行人專用的隧道,這和中央公園裡面的人車分道並不是那麼不相關的(所以有人才會說Frederick Law Olmsted Sr. 也是都市計畫的祖師爺)。(其實紐澤西的Radburn有可能是影響更大的重要案例,裡面的車道環繞整個所謂的超大街廓superblock,而房屋前方面對的不是車道,而是行人步道。)阿帕拉契步道是另一個極端。學習地質的Benton MacKaye深受梭羅、愛墨生等超驗主義作家的影響,認為在人煙稀少的荒野中行走的經驗能夠促進個人的精神超脫和道德塑造,因而邀集了地景建築師和各地的志願軍來完成這個龐大的計畫。我後來才知道,原來Appalachian Trial 是從美國東北角的New Hampshire整個延伸到南邊的North Carolina。而即使在這樣的環境中,整個連結網路也分成了trails, paths, roads, avenues四種不同的道路層級。在整個區域規劃的藍圖裡面加入了這條山間步道,等於是把整個國土計畫和個人的精神層面都連結起來了,這樣的寬廣視野實在是令人瞠目結舌。

Mumford Portrait0001不過RPAA這個組織並沒有維持很久,或許由此可以約略知道這些人所主張的區域內的均衡發展,和我們一般法律或現實層面上的規劃並不完全相同,也因為各種政治角力的關係而沒有獲得完全的實現。但是最令我感慨的是,Benton Mackaye、Clarence Stein、Henry Wright、Charles Perry、乃至於最著名Lewis Mumford這些成RPAA的成員,莫不是在自己的專業能力到達某個高度之後,持續的把這些概念推廣到極致,希望能夠由自己的工作出發,進而透過專業的策略(比如說鄰里單元)來達成某種社會凝聚力。Charles Perry在1939年出版的《機械年代的住屋》Housing for Machine Age的扉頁題詞裡面,就引用了以下兩句話:

如果凡事在開始之前就必須先克服所有可能的反對聲音,那麼什麼事情就都不用做了。
Nothing will ever be attempted if all possible objections must first be overcome.
– Samuel Johnson

所有的的重任最初都是不可能達成的。
Every noble work is at first impossible.
– Carlyle

可見得這種. . . . 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的胸懷和抱負,並不見得是只有儒家(誰?)才有的。而這些理想和現實的衝突,也都出現在美國戰前、戰後各方面的規劃、設計議題上。

People’s Design Award

近忙。(何時又閒過?)不過Cooper Hewitt National Design Museum有個有趣的投票叫做「民眾設計獎」有空請大家看看,裡面可以看到許多很多樣也很不錯的永續設計觀念。只要註冊就可以投票,又能不定期收到設計領域的相關資訊,何樂而不為?

What is good design? You tell us!
http://peoplesdesignaward.cooperhewitt.org/2008/

附帶一提的是這個國家設計博物館連續好幾年都頒贈國家級的National Design Awards,共有九種獎項:Lifetime Achievement、Design Commendation、Design Mind、Corporate、Achievement、Design Patron、Architecture Design、Communications Design、Fashion Design、Interior Design、Landscape Design、Product Design,我覺得是比普利茲克獎更值得注意的設計獎項。

global warming taunts continued

So, Al Gore and IPCC have won the Nobel Peace Prize. While one might expect this will shut several (or quite a few) people up, I doubt whether the uncertainty involved with the climatology would be settled in the near future. Been extremely busy, but enclosed are three links that might serve those interested in continued discussion.

Gore Warms Up

Is IPCC Doing Harm to Science?

Measuring the political temperature

全球暖化及其不滿(後)

並不是說瑪哈是個智慧老人,尤其到晚年他的思想逐漸僵化,高舉生態科學的道德語氣比起高爾有過之而無不及。雖然說二氧化碳和子彈飛彈一樣不長眼睛,所以全球暖化真的不分左右,但是不可避免的,因應全球氣候變遷的建議措施,例如京都條約和蒙特婁協議,將不可避免地衝擊到經濟發展。右派特別關心經濟成長率(而且不只是經濟要成長,成長本身也要成長)。[待補充. . .] 如果以1929年的美國經濟大蕭條來看,經濟體系的健全的確是足以影響民生的一大考量。而經濟的穩定建立在投資人的信心,換句話說,關鍵還是在環境主義者所達伐的經濟成長觀念。試想,如果大家都三餐不繼了,要怎麼談論環保呢?

右派的因應之道是拿出他們的座右銘,相信「市場制度」能夠解決一切的經濟理論。還是以Myron Ebell為例,他並非否認能源問題的危機,而是相信經濟自由原則底下的「市場制度」足以促使各個能源公司積極發展替代方案。反過來說,Ebell認為如果以提高運輸成本的方式來減少溫室氣體排放,能源公司獲利減少,反而不利於發展替代能源。這種說法,以目前Exxon公司在世界各地贊助反對全球暖化理論的行為來看,到底他們有沒有心發展替代能源我是很存疑。即使是以關心環保著稱的BP,其員工比例也有百分之三十屬於約聘制度,意思是說他們已經準備好要縮減營業規模。

進一步的反證來自經濟理論本身,例如十九世紀初馬薩爾斯指出,人口的成長呈幾何級數,但是糧食的成長是算術級數,所以很快地球上的資源就會不敷人類 消耗。馬薩爾斯於是預測只有靠飢荒、戰爭、和自然災害來節制人口的過分膨脹。也讓經濟學染上「憂鬱的科學」的名號。儘管歷經兩次世界大戰,世界人口從十九 世紀初的十億人增加到今天的六十億,為何還維持一定的平穩?一種說法是十九世紀的新大陸移民潮解決了這個問題,另一種解釋二十世紀的說法則認為是石油的發 現,連帶產生的大規模農耕技術緩和了這個問題。在今天石油巔峰(Peak Oil)理論所認為世界各大油田都已經超過生產尖峰量,也就是說,往後石油產量只會減少不會增加的,在此情形之下,追求持續的經濟成長有何意義呢?

從這個角度來看,環境主義和經濟發展的確是相互抵觸。雖然環境正義和社會正義卻不必然相互抵觸,但是兩方面的論述交集似乎也不大。為何如此?從各種寫作來看,環境主義者所倡議的道德觀念取代宗教,成了現世的終極關懷,更進一步地,和宗教一樣,不得不寄託於格言警語式的寫作文體和末日論述。除了「不便之處請多包涵」之外,還要說,我說的是真相,真相喔,只是不太方便!環境主義的倫理學,也就是環境倫理學,也因此採取了和宗教一樣的理性跳躍。(也因為這樣如同這裡的科學家到關於臭氧層破洞問題的時候語氣才會如此的小心翼翼。)以哲學概論的名詞解釋程度來說,就是先承認實用理性的價值,但是批判純粹理性的限制,接著用格言警語來彌補理性思考和實際行動之間的裂隙。換句話說,這些格言警語匹覆著科學的外衣,但實際上存在於理性科學的管轄範圍之外!

如此了解之後,我們是否就應當驅散格言警語,斥之為不科學?未必。針對全球氣候變遷所引起的爭議,我覺得還是有一些「事實」是不可化約的。第一點是溫度升高幾度不是重點。各種模型預測之下五十年後(內)全球年均溫升高的溫度都介於華氏4.9度到7.7度之間。換算起來頂多才攝氏四度,感覺起來差異並不會太大。但是重點在於「回饋現象」,簡單說,當海水溫度升高,水蒸氣就會增加,而水蒸氣本身也是一種溫室效應氣體,所以這會變成一種自動回饋系統,換句話說就是惡性循環。於是這就關係到第二點,「尺度」。全球暖化乃是關於尺度。生態學的一個基本觀念就是系統,各個系統是相互關連,牽一髮而動全身。例如全球均溫升高的一個影響就是大規模的乾旱,到時候那些靠輸水管生存的美國西南部那些沙漠城市就要全部關門大吉(註一)。講到這裡,高爾究竟是不是一個偽善的人,似乎就不是那麼重要了。

再拿幾個格言警語來檢視:比如說瑪哈的書本第二章篇名是Sea and Survival(簡單一句話:你想活嗎?)(註二)。在第三章他更明說,如果你在白天坐在飛機上看我們的城市,就足以知道環境破壞的問題有多嚴重[p.21](註三)。另外我讀到的《一場災難的田野筆記》的第五章,Kolbert則是說,先前許多無法解釋的古文明崩解,後來都證明了是起因於氣候變遷。我們和這些古文明的處境類似,然而不同之處在於,我們預知了這場災難的可能性。至於行動與否,就端賴我們的選擇,聰明的人就知道該怎麼做!

寫到這裡發現我其實是用倫理學來為倫理學解套,實在有循環論證之嫌,不過還好我不是在寫論文(雖然連註解都出現了XD)。我記下這些反反覆覆的觀點,主要的動機是因為觀察到環境主義的宗教特質在全球暖化的議題上發揮到極致,因而也面臨了一些和宗教類似的難題。雖然我認同這個危機的重要性,但是這不表示我們就可以忽略關於經濟層面的問題,要不海平面才剛上升沒幾公厘全球的金融制度就崩潰的話,也不是我們所樂見。這篇連載斷斷續續的寫,算是紀錄我個人的反覆思辯過程。至於環保和發展之爭,由於全球經濟市場系統發展得太過精緻,終究還是一個難解的結。又,這篇文章拖拖拉拉的寫作過程中,美國市場上又出了兩本新書,其中一本即是高爾所寫,名為The Assult on Reason,看來他把戰場又拉到政治議題;另外一本是Paul Hawken寫的Blessed Unrest則同時處理環境正義和社會正義的問題。這些人還真的是不善罷甘休啊!照這樣下去,我看書的速度怎麼趕得上你們出書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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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一:這一段主要依據的是Kolbert,2006,第五章。

註二:這和我年前聽北京林業大學俞孔堅教授演講裡面的修辭一致。

註三:我第一次聽到這樣的說法是在幾年前生態設計學者Kristina Hill的演講,或許她也不自覺地引用了瑪哈的論點。剛剛也想到很久以前城仲模坐直昇機查看台灣山河之後也曾發出類似的慨歎。

全球暖化及其不滿(中)

因為科學方法所必然存在的缺陷,也就產生讓人上下其手的空間,也所以全球暖化議題才會有爭議性。在某個程度上,全球暖化和環境主義類似,已經成為一種宗教信仰。高爾Al Gore在領取奧斯卡最佳紀錄片獎的時候就說,全球氣候變遷「不是政治議題,而是道德議題。」這樣的道德制高點放在全球暖化的爭議之下看,或許是出自科學爭辯的僵持不下,但另一方面這樣的說法也招來了「偽善者」的指控。隨著《不方便的真相》得獎,高爾自家的豪宅儘管有裝設太陽能板,但是耗費電量還是一般人的二十倍,到處演講的時候私人噴射機大量排放溫室效應氣體. . . 等事情就被拿出來談。台灣媒體用了這幾年流行的「踢爆」兩字來形容這件事情。對於這樣的人身攻擊,我們當然可以說指控者並沒有討論到議題本身而置之不理,不過六月份的Harpers雜誌裡曾任聖公會牧師和高中教師的作家凱瑟Garret Keizer卻有不同的看法。讓我有點驚訝的是,Harpers這份左傾的雜誌這一期的Notebook專欄,不再攻擊布希政府或是談論伊拉克的撤軍問題,而是拿高爾開刀。

凱瑟一方面說,對於那些高爾的蜚長流短,我們不需大驚小怪,因為那不過是2000年高爾和布希競選總統時候的冷飯重炒。另一方面,他用一種近乎酸溜溜的語氣說了,哇,全球氣候變遷是道德議題耶,對於那些擔憂全民健保、生育自由、工人權力、戰俘待遇、關心每天像害蟲般被掃到一邊的男男女女的困境的低下政治議題的人來說,真是提醐灌頂啊!而民主黨在兩千年高爾選輸之後發表的聲明中表示,他們的「民粹訴求」(populist message)無法到達他們鎖定的「富裕、受過教育、多樣、郊區、時髦(wired)、溫和的」那個族群,他則認為這個說法顯示了美國對於階級問題的根本盲目,就像臭氧層的破洞那麼大。他問,一個富裕、受過教育、郊區、時髦(wired)、溫和的族群,怎麼可能是「多樣」的呢?更殘酷的是,他更引用了最近《紐約客》New Yorker評論家David Remnick的話說,如果今天是高爾是總統,我們是否就會活在另一個宇宙裡面?噢,不,那還是我們再熟悉不過的那個「富裕、受過教育、郊區、時髦、溫和的」宇宙,而且凱瑟補上,這個中產階級宇宙還包括了高爾和Remnick。(看來,喜歡「右看暖化」的人還沒碰上真正的左派X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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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凱瑟並不反對談全球氣候變遷,他主要不滿的是環境主義的高調子排擠了其他重要的社會議題。這讓我了解到為何生態規劃教父伊恩˙瑪哈Ian McHarg於1969年 寫的《設計依循自然》(Design with Nature)能夠深入人心。因為他談論環境問題的時候還是從社會議題出發。仔細閱讀這本書之下,瑪哈的訴求和後來多數人塑造出來的環保聖人形象不太一樣。早期的瑪哈畢竟是一位規劃者,尋求的是「自然在人類世界中的角色」、「看的方法和做事的方法」[p1];他不是單純的呼籲自然保育、自然保育,而是同時關心自然和人類聚落,也同時談到鄉村和城市的諸多問題。比如他說與其稱鄉村是綠帶green belt,不如說是貪婪帶greed belt,因為最大比的土地投機交易都在此進行;[p22]而美國多數城市的破敗市中心,所謂的內城inner city,則是「種族和仇恨、疾病、貧窮、憤怒和絕望、痰涎和排泄物」的代名詞,而「悲哀的郊區其實是遙不可及的夢想。」[p20]其實沒錯,稍微深入去看美國都市發展的各種問題,也就是最近十多年來都市規劃界所謂的「士紳化」(gentrification)和「蔓延」(sprawl)等議題,美國的種族和階級問題就不再是「骯髒小秘密」,而是結結實實的空間問題。(待續)

全球暖化及其不滿 (前)

最近我常逛的幾個部落格作者都不約而同的提到全球暖化的議題。(請見:洞悉真相碳買賣無法拯救地球關於全球暖化的浮面思考)從中多少可以看出全球暖化普便受到重視,但同時也看得出其爭議性,尤其是自從高爾得到奧斯卡金像獎之後他的豪宅再度受到攻擊的風波。雖然說再寫下去這裡大概會被誤會成專門談環境議題的部落格了,不過想寫的還是要把它寫出來,要不然會一直在腦海裡面徘徊不已揮之不去。

今年Vanity Fair雜誌第二次推出環保特輯。按照The Nation這份政治雜誌的廣告詞說「如果你想看流行,就讀Vanity Fair。(If you want something trendy, try Vanity Fair.) 又再度證明二十年來環境議題已經從社會邊緣議題變成大家朗朗上口的日常話題。儘管如此,除了政治動機之外,並不是每個科學家都相信全球暖化這套說辭。有趣的是許多全球暖化的懷疑論者通常和保守政治主張者牽連在一起。其中或許可以Competitive Enterprise Institute的負責全球暖化與國際環境議題的頭頭Myron Ebell為代表。Vanity Fair很慷慨的給他一篇專訪,篇名叫做〈方便的非真相〉(很明顯是高爾那本有名暢銷書的相反)。含廣告的話,雜誌專輯總共給了Ebell九頁,以那麼密集的排版來看,篇幅實在是不小。除了Ebell自己的論點之外,他也透過記者的傳話和幾位氣象學者和海洋學者隔空辯論。其中一個焦點集中在氣象預測模型的可信度上面。Ebell以聯邦政府資助的U.S. National Assessment of Climate Change為失敗的例子,說氣象預測模型只是騙小孩( a hoax)。記者引用大氣學者Tom Wigley的回擊:「有數百計的論文證明這些模型運作得非常棒。」同一篇文章裡面科羅拉多州國家大氣研究中心的氣象學家Kevin Trenberth則指出Ebell 舉的例子是1995年,從那之後至少有23個更優秀的模型。

其中一個新的氣象模型或許就是New Yorker雜誌專寫全球暖化議題的作家Elizabeth Kolbert造訪的Goddard Institute for Space Studies(GISS)ModelE。根據Kolbert寫的《一場災難的田野筆記(Filed Notes from a Catastrophe)書裡面的記載,這個模型的程式碼共約十二萬五千行,基本概念是把地球表面分割成三萬三千零一十二塊方格,然後依垂直方向往上乘以二十倍;以每一格為一個模擬單位,彼此互相聯繫,共有六百多萬格,該中心聘用一百五十位專家作計算,有分別的演算法負責不同的系統:大氣、海洋、植被、雲層等等,以該中心的超級電腦跑一次模擬需要一個月的時間才能跑完。這麼複雜的模擬系統應該頗能服人。例如,該模型成功的重現1991年六月菲律賓的Mount Pinatubo火山爆發所產生的硫磺懸浮粒子所造成的全球氣候冷卻效應。中心主任也曾經在1990年的一場會議上用一百美元和其他科學家打賭該年或是往後兩年將會創下全球均溫的最高紀錄,六個月後他就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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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模型終究是模型,沒有人能百分之百的保證。或許氣候預測的本質和一百年來或許沒有兩樣,只是複雜度增加。我在地理學家蒙蒙尼耶(Mark Monmonier)寫的關於氣象學製圖的方法和歷史的書裡面發現這兩張圖,分別是1898年11月26日和27日美國東北部的等壓線圖。我有點訝異當年就有這個技術,但是了解之後覺得很單純:把各個氣象站的氣壓計測量結果用電報告知氣象局,然後氣象局的人把各站的氣壓標在地圖上,再用內插法把各個整數點連起來。有趣的是氣象預測的基本原則和今天的先進模型沒有兩樣:從過去的資料庫預測未來氣候的動向。常聽有人開玩笑說,「氣象預測什麼時候準過了?」所以1898年1126日波特蘭號船長才會不顧暴風雨的預測從波士頓按原定時程出發,隔天在鱈岬灣(Cape Cod)沉沒,至少120人罹難。今天的氣候預測模型當然更精細(例如ModelE使用的forcing的觀念,以米平方瓦特為單位來計算每種因子產生的熱能),但是看起來仍然有科學家對於全球暖化抱持懷疑的態度。我這麼說必須很小心,因為氣象學本身的複雜程度可以想見,而且我並沒有仔細閱讀其中的論點,不過例如這本書Unstoppable Global Warming: Every 1,500 Years、或是這本書Shattered Consensus: The True State of Global Warming都是例證,從amazon.com的相關連結出去還有更多持懷疑或反對立場的作者,族繁不及備載。(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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